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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文革之前很多知识分子受批评是自找的


时间:2012-10-19 12:21:49 来源:不详

【20世纪中国有几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钱钟书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是一位中外公认的才子,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精通英、法、意、拉丁、西班牙等多国语言,其着作《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学问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钱钟书这样的一代才子是如何成就的?一方面,因为钱钟书有着惊人的天赋;另一方面,这与他极其用功勤奋分不开。《一代才子钱钟书》的作者汤晏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态度作了介绍。现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打出来的“八行书” 郑朝宗先生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中说:“钱先生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除本身条件之外,家庭和学校教学对他无疑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尊人子泉老先生是着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钟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钱基博对钱钟书影响之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钱基博是一位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不顾时代潮流,对于20世纪排山倒海的西学东渐新思潮视若无睹。可是时代变了,在钱钟书出生前五年,清廷已停考乡试、会试。科举废除,一切士子都要从新式学堂出身。钱基博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这该怎么办呢? 钱基博要钱钟书在学堂放学后跟他念古文。所以钱钟书从识字开始未脱离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开蒙亦早,幼时读过《毛诗》。据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钱钟书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而他父亲,正如钱穆所说:“子泉提倡古文辞”,是“负盛名”的大师。据钱钟韩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钟书和钟韩两兄弟回家。钱钟书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名着。 钱基博管教极严。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他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据杨绛说,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了一顿。 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钟书“豁然开通”,但激发了他发愤用功。不过一两年功夫便判若两人。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他们返回无锡故里上辅仁中学,此时一因他父亲耳提面命朝夕教诲,二因自己用功,作文大有进步。常为他父亲口授代书,稍后代笔写信,到最后为他父亲捉刀写文章。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杨绛文中所称“钱穆的一本书”是指钱穆的《国学概论》。 钱钟书为钱穆写的序文写得相当老到,文字畅达壮丽。这篇序文撰于1930年7月,那时钱钟书已进清华,才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他父亲与钱穆是饱读古书的大学问家,而钱基博请他未及弱冠的儿子来捉刀,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他已看出他儿子的才华,认为钱钟书的古文会比他写得好;二、命钱钟书来代书,对钱钟书来说也是一种训练。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钱钟书不负乃父托付而优为之,很快把序文写就,钱基博一字不改交付钱穆。这种捷才不是天生的,据杨绛说,他看见钱钟书写应酬信时,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在八行信笺上。几次抬头,写来刚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钱钟书对她说,那都是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换句话说,钱钟书的八行书是被打出来的。 横扫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于1929年投考清华时,是第五级,或称1933级。外传钱钟书数学考零分,按例不得录取,因他中英文特优,获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这一说法,似合情合理,也很富传奇性,但钱钟书本人否认了外传考0分之说。 1979年钱钟书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于4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当年考清华时数学0分,但英文特佳而被破格录取,确否?钱钟书回答说,确有其事,然后他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在座谈会上,钱钟书没有说考多少分,只说不及格。翌年钱钟书应邀访问日本,在京都座谈会上,也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答说是考得比零分稍高的15分,“不过仍然不及格就是”。杨绛于1982年应胡乔木之请,写了一篇《记钱钟书与〈围城〉》,她说:“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0分或15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钱钟书进了清华。 钱钟书在清华横扫清华图书馆。清华藏书之富,在当时各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清华图书馆书库、书架上的书,经常满满当当的几十万册,中外古今图书无不应有尽有。学生可以到书库里去看书,左右逢源,辗转相生,可免借还之劳。有人说:“此中乐趣,不可形容,恐怕只有饥鼠入太仓之乐仿佛似之。”上述这一段话,可以作为钱钟书在清华的一个写照。如果要借出来阅读,须再办手续。据同学回忆,钱钟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 钱钟书喜欢在书上眉批及划线。据钱钟书外文系同班同学饶馀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说,钱钟书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但“他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据甘毓津回忆说:“他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 寝食牛津饱蠹楼 1935年,钱钟书携杨绛前往英国牛津留学。钱钟书在牛津有一门课不及格。这对一位过目不忘的才子来说,有点意想不到。千万不要误认为钱钟书在牛津吊儿郎当,他是很认真的。唯最令他讨厌的一门课是古文字学。这门课本身非常枯燥乏味,主要作业是从古代的书写方法来辨认作者手稿,从手稿来鉴定作者书写的年代。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全靠这种方法来鉴定。对欧洲学者来说,这是训练治学的初步,且至为重要。这种鉴定无实用价值,英人天性保守,墨守成规,所以钱钟书必须修这门课。 钱钟书的作业,是指定读自11世纪以来学者留下来的手稿及装订书籍的方法。他对此虽兴趣缺乏,但还是硬着头皮去做。最糟糕的是钱钟书自己把指定作业的章程弄错了,因此考试不及格。本来叫钱钟书从古人手稿中能辨认出一二行就可以了,但必须没有错字。可是钱钟书不察,将整部手稿整理出来,俗云“多做多错”,所以钱钟书做错的地方很多,这样一来考试当然就砸锅了。 这门“古文字学”后来补考及格了,钱钟书着手准备撰写论文。于是他提出论文题目及提纲。论文必须是很冷僻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题材。因此材料不多,全靠自己发掘,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去作一些新发现。这也是训练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方法,而牛津这种训练是很严格的。钱钟书能有机会接受这种严格训练,这是他的幸运。钱钟书的论文本来想以“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为题材,但未获导师许可。当时在1930年代的大英帝国,虽强弩之末,但国势尚盛,殖民地遍布世界,日不没落,英人仍不可一世。钱钟书这个论文题目,在我们看来多好,但是他的导师仍背有文化优越感的大包袱,怎能指导一个“支那蛮”做这种“尾巴摇狗”的论文呢?不是不能也,是不为也。导师不准,钱钟书没有办法,只好改做《17世纪及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这个题目很大,但钱钟书宽题窄做。这篇论文是不好做的,好在牛津大学的BodleianLibrary藏书之富,在英国是首屈一指。钱钟书有幸寝馈其间。 Bodleianlibrary是牛津总图书馆。钱钟书给它一个很典雅的中文译名叫“饱蠹楼”。饱蠹楼藏书500万册,手稿6万卷。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出版公司每年有新书出版,必须寄一册给饱蠹楼。有容乃大,所以饱蠹楼藏书之富,实为其他大学图书馆望尘莫及。钱钟书杨绛夫妇在牛津时,居停瑙伦园 16号。但饱蠹楼是他们在牛津的第二个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图书馆里消磨。 杨绛没有在牛津注册为正式生,因牛津学费奇昂,加上导师费实不胜负担,如念别的大学,学费较廉,但两人不能在一起,生活费用也高。考虑结果,杨绛乃申请在牛津及Exeter学院两处旁听。因此杨绛在牛津读书就没有像钱钟书那么大的压力,功课也没有那么重。钱钟书与杨绛同在饱蠹楼看书,杨绛自由自在,可有很多时间读一些自己喜欢而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书。这一点很使钱钟书羡慕。钱钟书常说,他如有像她那样自由,有那么多时间,则他可以读更多书。唯有杨绛在旁,钱钟书在饱蠹楼正如古人所说,有红袖添香伴读的福气。 颠沛苦旅读字典 1939年,钱钟书为了要照顾老父,乃辞了西南联大教职,决定到湖南安化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他于1939年秋赴湘西。同行的邹文海对当时的形势有着很扼要的叙述。他说:“抗战初期,交通工具不敷分配,沿途旅客拥挤非凡,无法按时间到达目的地,我们10月就从上海订船票赴宁波。继而日人封锁海口,不有通航,一直到11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定期出发。到达宁波后,大家松口气,方感真正脱离了敌人的魔掌。从宁波到溪口,一节乘汽油船,一节乘黄包车,足足走了一天,此后则全部坐乘长途汽车,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 据邹文海说,开始时他们利用候车时间就近去“寻险探幽”,可是到了后来,心境不好就懒得动了。然而,他说:“钟书君却依然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不愿废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着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志,积学之深。” 钱钟书在路上走了34天始达蓝田国师,就相当于《围城》里的方鸿渐、赵辛楣及孙柔嘉等一行到达三闾大学一样,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从地图上看,从上海到蓝田,相当于长沙到昆明,大约1300里。当年临时大学师生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走了两个月。而钱钟书等一行,因等行李、候车,又因长途汽车很陈旧,正如徐燕谋诗中所说:“车行历崎岖,疾徐漫无节”,或者呢,就是“上坡蜗缘墙,下坡鹿惊笞,时或折其轴,时或脱其辖”,而乘客呢,则是“衣襟污呕吐,行李纷撞摔”,钱钟书就在这样狼狈不堪的情形下,终于11月下旬抵达蓝田,旅途备极艰辛。 寒夜苦读煨鸡蛋 小镇上“冗闲”是预料中事。在蓝田的生活确实很单调而刻板。在《围城》里,汪处厚太太有一副麻将牌,虽然高校长不喜欢教员打牌,三闾大学同仁常常偷偷打打小牌。但钱钟书不打牌,据友人说,钱钟书除了教学任务外,整天埋头读书,足不出户,一般上午习书,下午练字,临写草书,晚上则在油灯下看书。通常午后或晚餐后一段时间,他会去居邻屋的子泉老先生处谈天。其他时间则都是用来读中国四部古籍或是伏案写作。除了读书写作外,钱钟书也偶然会与三五友好灯下谈天。 据吴忠匡回忆说,他与钱钟书在一起,苦志读书,常在严冬夜。天寒,在室内用木炭盆生火取暖,至夜半用废纸裹生鸡蛋用水浸湿投入炭火,至蛋煨熟了取出人各一枚,充作宵夜,其乐融融。这是一幅寒士读书图苦中作乐的另一面,正如放翁所言“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在小镇上冗闲,但对喜欢读书的钱钟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没有什么外务来打岔,则可以专心致志读书或写作。 据吴忠匡先生说,钱钟书写《谈艺录》用的是蓝田小镇上所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他每晚写一章,二三天以后又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填写补缀得密密麻麻。他每完成一章,就交给吴阅读。陶潜、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等章节是最先写成的。吴忠匡说:“我都有过录本,1941年,在他临离去蓝田前,奋力清了一遍稿,誊录了一本后,就在原稿本上,大笔一挥‘付忠匡藏之’五个大字,把它赠遗给了我。” 钱钟书从上海到蓝田的旅途经验及蓝田小镇的生活均弥足珍贵,这些经验即为钱日后写成了一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巨着———《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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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2009年12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举办了钱钟书百岁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这次研讨会的汪荣祖教授曾力邀杨绛前往台湾参加此次活动,希望她能谈一谈杨绛心目中的钱钟书和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最终未能莅临现场的杨绛事后对身边人说,如果真要谈只能说钱钟书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保留了他身上的痴气,这份痴气不仅曾使青年的钱钟书在人才济济的清华园一跃成为人中之龙,也让他在人生的忧患岁月中始终坚守“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的志向。 解说:1938年战争的阴霾飘向欧陆上空,局势日渐不安,尽管钱钟书的庚款奖学金可延长一年,但是钱杨人决定如期回国,回国前夕钱钟书接到西南联大的聘书,而此时远再生昆明的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正翘首企盼,这位年轻的教授从海外归来。 李赋宁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西语系教授:我们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听说钱先生要回国,回到西南联大来,清华大学聘他是正教授,不是副教授,因为这个很破例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是非常好的。1938年秋天就开始教我们,一上来在黑板上就写了许多原文、意大利文、古法语、拉丁文,这些让我们大开眼界。 解说:而早在钱钟书未入清华前他早已驰誉全校,入校考试时钱钟书的数学考了15分,但国文和英文两科特优,当时的校长罗家伦[注: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是着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代表作有:《新人生观》,《逝者如斯集》,《新民族观》 ,《文化教育与青年》等。]约他面谈后立即定夺,如此奇才当破格录取。进入清华的钱钟书,已创下读书第一、发表文章第一、“横扫清华图书馆”等多项“记录”,最让同学们叹服的是他惊人的记忆力,同学乔冠华称他具备了“照相机式的记忆”,但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 李赋宁:钱先生曾经下过非常深的功夫,他拿那个牛津的法英字典和那个法国的那个Larousse那个字典做了详细的比较,所以他那个字典的那个边页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那个字都写满了,我看见过他那个字典,那是令人非常敬佩的。 杨绛钱钟书夫人:他哪儿都没玩过,都是我带他玩的,那个时候清华,反正清华到那个4月29日是校庆,校庆那天呢,颐和园特地为清华学生开放一天,平常是关着的,那么那一天呢,所有的清华的学生全部都到颐和园去玩,那么有的人就骑小驴也有,我会骑他不会,有的坐黄包车,我想他一定是坐黄包车的,有的是骑车,那么他大概那个时候颐园他是去玩过的,去游过的。 解说:在清华免上体育课的钱钟书直到碰到杨绛才有“破例做春游”之举,而面对杨绛从不愿多谈童年生活的钱钟书第一次敞开了心扉。 杨绛:一般我们出去散步呢,我就是爱说废话,我说许多废话,那么我就讲讲我小时候怎么样怎样,他都不知道的,他听了觉得挺好玩的,说你写下来,就是这样,那么他就说,我想我要回想小时候,你的小时候挺幸福的,我的小时候我想来想去什么事都是苦的,我说哪会这么苦呢,他说哎呀,都是苦的,因为算术不会做,要想办法给人家,我给你做篇作文你给我做个算术,要有答卷的,叫别人给他做,所以他这是一件苦事。那么他说我好像觉得老是做坏事,拙手笨脚做坏事,砸了什么东西、做坏了什么事情好像总是做坏事,所以我想想小时候苦极了。 解说:1910年一出世的钱钟书就由大伯父抱去抚养,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据钱家的“坟上风水,不旺长房旺小房,长房往往没有子息,就算有也没出息。 杨绛:那么大伯伯不会教他这样,大伯母到底不是亲生妈妈呀,亲生妈妈不敢再去管这个孩子了,那所以他有许多事情就是从小没人教,所以特别得拙,比如他要戴一个手表,他不会戴,我现在戴是钱钟书的手表,因为他不会用皮带,他每一次用皮带扣上,他要叫我给他扣,那么我就给他弄一个松紧的,他就拉上拉下就完了,这种事情他说他拙手笨脚就是他最笨。 钱钟鲁钱钟书堂弟:无锡有名气的地方叫崇安寺,崇安寺的下面是一个买菜跟居民游乐的地方,大伯父经常带他去崇安寺喝茶,他去喝茶的时候旁边有好多小的小人书店,他就在那书店里面看书。 解说:但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注: 钱基博先生是民国时期着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他生于清光绪十三年二月二日,卒于1957年11月30日,享年七十一岁。],却对这种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很不满意,钱基博是中国近代着名的国学大师和教育家,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尽管这个长子已经嗣出,钱基博不敢当着哥哥的面子管教儿子,但是抓到机会就着实管教。 钱钟鲁:开始的时候是我大哥钱钟韩跟钱钟书一起从小开始念书的,有一次我伯父叫他们两个人做文章,结果钱钟韩呢他的功课一直是第一名,他的国文、英文、数学都是第一名,所以他写文章写的很好,结果钱钟书那篇文章写出来乌七八糟,我伯父很恼火,就狠狠地吼了他一通,那么因此钱钟书今后在文学方面才开始花力气了。 解说:1930年钱穆要出版《国学概论》,请钱基博作序,老先生就让20岁的儿子试刀,钱钟书的这篇序文章写得老到畅达,后来竟一字不改交付了,但是这位注定要成为一代才子的钱钟书,却只在西南联大待了一年便奉父命跋山涉水去了湖南,在刚刚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两年后才返回上海。

原标题:若说世间真狂士,唯有当年钱钟书 一座城,两个人,一生的羁绊。 钱钟书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在过去的百年中,读书多的人一定不止他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也大...

原标题:若说世间真狂士,唯有当年钱钟书

一座城,两个人,一生的羁绊。

钱钟书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在过去的百年中,读书多的人一定不止他一个;学贯中西的人也大有人在;像他一样精通多种语言的,也不乏其人;而能把学问做好,又能把把小说写得让人叫绝的,也不会只有他一个。但他就是独特的。

出身名门,天资过人

1910年,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被过继给伯父。他不像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严肃谨慎”;也不像父亲那样“一本正经”。

钱钟书的祖辈都是举人秀才。

家里人评价他:最为稚钝。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著名的中国外史专家,古文学家、教育家,先后当过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北京清华大学国文教授、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一生著作颇多。

常常跟着父亲去茶馆里听说书,去书摊上看《济公传》、《七侠五义》,回来后手舞足蹈把故事“演说”给弟弟妹妹听。

众兄弟间,钱钟书比较单纯幼稚,读书时全神贯注,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无尽的兴致和能量等待着去释放,被称作“痴气”

例如,钱钟书记不得自己的生日,分不清布鞋的左右,但却能记得某个材料在某本书的某页上。

钱钟书原来的字是哲良,父亲认为他太过活泼,于是在他十岁那年改他的字为“默存”,意思是要他少说话。

1929年,清华大学来了位19岁怪才。钱钟书数学分数只有15分,而国文、英文几近满分,总分却在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57,钱钟书师从了吴宓教授。校长罗家伦以“国文特优,英文满分”将其破格录取。

那时候,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是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成绩经常破纪录。

初到清华,钱钟书就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被同学们以“狂人”广为熟知。

他自己也说了嘛: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有出息的。

1930年时钱穆的要出版,请钱基博作序。

这俩人都是饱读诗书的大家,但钱基博竟让20岁的儿子钱钟书试刀,而且一字不改就交付了,因为这篇序文写得实在老道畅达。钱基博也曾告诫儿子:才辩纵横,神采飞扬,未必就是好事。

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方鸿渐与钱钟书

方鸿渐是钱钟书的作品《围城》中的主人公,两人从经历上看很相似,但却又有很多不同之处。

方鸿渐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读书人的形象,他有一点幽默滑稽,人不坏,但无能。

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方鸿渐的故乡,但其老家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特产是泥娃娃,不难推出这就是无锡。他很像钱钟书,但又不是钱钟书。

小说里,方鸿渐“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课,兴趣博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

但钱钟书自己在牛津读书时却是勤奋异常,牛津大学假期很多,每逢此时,大多学生都离开学校,到别处观光游览,而钱钟书则总是泡在牛津总图书馆,他几乎把那里十八世纪后的经典通读了一遍。并给图书馆起了个中文名字“饱蠹楼”,很有些“书中蛀虫”饱餐后的快意。

后来,钱钟书和方鸿渐一样,从英国来到了法国,也许是因为对于牛津课程的厌倦,在进入巴黎大学后,他放弃了学位,自由读书。

空闲时间就去咖啡馆,结识了一些留学生同胞,也看见了人性更逼真的面貌,这些都成为了他日后小说中的素材。

钱钟书虽得了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但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却得了个博士文凭,虽然是花了40美金在一个爱尔兰骗子手中买来的。

难道那时就已经是假文凭盛行,真博士也未必有真才实学?总之,钱钟书的嘲讽之笔实在是给今天的读者提了个醒:留学的人不计其数,但未必个个修成正果。

幽默有趣锋芒毕露的老师

钱钟书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西南联大的教授。

这一年他28岁,为了让人看起来老成一些,他留起了胡子,手上拿着藤杖,换上了灰色的大褂,颇有绅士风度。

可是联大教授的职位,钱钟书只当了一年。

各种原因,莫衷一是。

有人说,是因为联大的续聘书到晚了;有人说,是因为联大不想续聘了;请钱钟书去当教授的人竟说“我不记得他在联大教过书。”

钱钟书则说是自己主动辞去联大教授职务的。但是,钱钟书在联大的不愉快是可以确定的。

他年纪太轻,学问太好,又口无遮拦,虽深受学生们喜爱,但难免引起年资高于他,学问不如他的老教授的不快。

钱钟书没有再回西南联大教书,而是跋山涉水,去了湖南蓝田。在刚刚建立的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

这所小大学,就是《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

这时的钱钟书,还是有一点年少气盛,还是有一点恃才傲物,总之,锋芒毕露,称作“狂”。钱钟书学生的回忆:“在学校里头我最怕他,别的老师我都不怕,因为我总觉得他讲话有点挖苦。他很幽默,他讲一个大学总是带着表情,讲得很惟妙惟肖,所以上课的时候就非常吸引人。”

“钱师讲课,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享受。”

在蓝田的那所学院里,一些当上了教授的和向往当教授的,都像模像样地以教授自居,在同事和学生面前表现自己。钱钟书的眼睛总能看到这一类人物,于是,他便提着手杖低着头,旁若无人似的径自走去,那些人和事无疑又成了他《围城》中的素材了。

关于《围城》

个人认为《围城》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山河破碎的抗战期间,方鸿渐一行五人千辛万苦从上海去三闾大学任教,又在那个穷乡僻壤里勾心斗角、无德无行的情节。

钱钟书长期和那个时代的虚伪无耻虚假的知识分子呆在一起,所以,他的观察比别人的都要精细。

小说中的李梅亭便是一个无耻的典型:他的箱子里一半是卡片,这是用来骗学生的,一半是药片,是要弄到当地去倒卖的。就是这样一些没有丝毫知识人气质的人,又能在学界混,又能在商界混,而且,世界还是他们的。

今天的人们理解所谓的“围城”是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而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但有研究表明,更为重要的是“围城”包含着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存亡之际,从国家、民族、个人、人生而言,都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虽然在抗战中它站起来了,但很多的劣根性是不会在大灾难中瞬间消失的。

《围城》像一朵美丽多刺的花,用毫不留情面的尖刻、犀利的观察并分析解剖内在勾勒出一段灾难的历史中一群特定的人。《围城》不由得让人感受到作者独特的个性和才华。

《围城》1946年正式发表,以后的三年又三次再版,虽然每次再版都不超过2000册,但在当时,可算是畅销书了。

文革中的钱钟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钱钟书被揪了出来,戴上了高帽子。高帽子底下,是被剃成纵横两道的“十字头”,他成了一个可以任人唾弃,随时批斗的对象。

钱钟书顶着高帽子,胸前顶着一块大牌子,却是昂首阔步,毫无慌张之色,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

1969年,59岁的钱钟书告别妻女,发配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他被安排去烧开水,钱老先生烧不开,会做学问,不会做这个煤炉,被人取笑为“钱半开”。还时不时被拎出来批斗一番。

1972年,钱钟书和妻子回到了北京,原来的住房已有一半住了“革命群众”,两家关系处不好。钱钟书甚至为了夫人杨绛,曾与这对年轻夫妇还打过一架。

这也是钱钟书一生唯一一次打架!

夫妻俩只得逃到办公室住,钱钟书白天伏案写作,晚上就趴在书桌上睡觉,就这样维持了3年。

斜对门的同事说:“我整日看见他趴在桌子上,就是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在这艰苦的10年里,钱钟书甚至还写了含英咀华的辉煌巨制《管锥篇》。

钱钟书又一次打破了中国学术的界限。

1976年,“不可描述的十年”结束,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诗词》英译本出版。

之后,钱钟书夫妇总算迎了春天。

1979年,69岁的钱钟书赴美访问,次年去日本访问。

之后,他的《围城》《管锥编》一印再印,还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广受好评。

▲陈道明演方鸿渐,还是挺合适的

钱钟书生于忧患,《管锥编》、《围城》、《谈艺录》也都写于忧患之世。

晚年的钱钟书淡泊名利、闭门谢客。

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看了《围城》打电话想要拜访钱钟书,

他回应道:“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1996年,钱钟书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患癌去世。两年后,钱钟书先生去世,享年88岁。

年近九旬的杨绛用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将钱钟书留下来的零散而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整理出来出版,还写就了感人至深的《我们仨》。

她在《我们仨》里写道:

“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

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2016年,杨绛先生去世,你们仨,该是团圆了吧。

而你们俩的爱情,一定在另一个地方,继续上演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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