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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4858mgm艾恺:在西方“发现”梁漱溟


时间:2012-10-19 12:21:50 来源:不详

——如果能重新再来一次,我希望我不曾出现在你的世界里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梁漱溟研究专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

本文摘自《中外文摘》2007年第8期,作者:张建安,原题:梁漱溟之死 “培恕吾儿:春节过后,我便是84岁的人了,虽身体轻健,精神旺盛,非他人所及,然人寿毕竟有限,且吾此生所负历史使命大致已可了却,未见得再活几多年……”这是梁漱溟在1976年写给儿子的信。当时,《人心与人生》已写完,他认为自己所念念在心的沟通古今中西学术的心愿已实现,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了。然而,此信写完又过了10多年光阴,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以95岁高龄坦然地告别人世。 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专程来访,二人进行了数次长[注: 某些国家的政府各部部长的副职,辅助部长处理部务。在中国台湾地区使用较普遍,另中国媒体在称呼日本部长的副职时,也用“次长”。]谈。有一次,艾恺问:“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梁漱溟回答:“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8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显然,迎接死神的准备早已做好。他又常说:“我一任其自然,无意求速,亦不作推延之想。”他要自然地离开。他的话中充满了禅意。可以看出,这位大儒有很深的佛学修养。1987年10月31日,是梁漱溟95岁寿辰。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书院发起并组织了“祝贺梁漱溟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教学科研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会场特别安排在距梁漱溟住所不远的二七剧场。会议开得非常隆重,既有中国学术界许多重量级人物,也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学者。梁漱溟在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和孙儿梁钦东等人的陪同下,参加会议并做讲话。这是他晚年的一件重要事情。1987年12月25日,梁漱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位于颐和园北侧的中央党校,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式,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讲演。 1988年,费孝通主办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在香港大学举行,研讨的题目是“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费孝通很希望梁漱溟能够参加,托叶笃义与梁老商谈,能否一起前往香港,对于这一盛情邀请,梁漱溟非常感兴趣。更何况,无论是叶笃义还是费孝通,都在他心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同年4月,台湾青年学者沈重问梁漱溟:“您最佩服的人是谁?”梁漱溟答:“是费孝通。费孝通先生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代的年轻人也能如此。”),对于他们的邀请,他是不愿意拒绝的。可是,他的健康状态却已无法承受如此的长途跋涉了。于是,费孝通建议,由民盟中央机关派人到梁老家里,做了一个十几分钟的录像。这个录像带由费孝通带到香港,研讨会开幕后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放映此录像,受到与会人士的高度重视。这是梁漱溟一生中最后一次学术讲演。话虽不是很长,却颇为重要,现录于下: 此录像带是2月份录的。4月13日,梁漱溟似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在长子[注: 丹朱镇-丹朱镇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上党盆地西侧,东距长治市区21公里,北距太原市234公里,距北京670公里,跨越太行山可探中原地区和华北平原幅员1029平方公里。]、次子、长媳及三个孙儿的陪同下,前往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西郊良乡祖茔为父母扫墓,以尽最后的孝道。这天天气有些反常,风大难行。梁漱溟回到寓所后便感觉身体不适,呼吸不畅,但他不愿意住医院。4月25日,病情加重,再也不能拖延了,两个儿子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初步检查后,大夫提出留院治疗,并进一步检查。梁老病情有所缓解,但检查的结果不容乐观,是因肾动脉硬化导致的尿毒症。 梁漱溟跟许多老人一样,在医院度过了最后的光阴。 1988年5月3日及5月11日,李渊庭夫妇两次到病房探望梁漱溟。第一次探望时,梁漱溟沉默不语,只是用疲惫无力的眼睛看着他们。当时,梁漱溟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二层204房间,昼夜由几个儿孙轮流陪侍。第二次探望时,梁漱溟正由保姆赵阿姨陪侍,梁漱溟的外甥邹晓青及另外两位女士已在座。保姆见李渊庭夫妇进来,凑到梁漱溟身边,说:“李先生与阎先生来看您。”梁漱溟在保姆的帮助下翻转过身来,用无力的双眼看看大家,闭了闭眼睛,又睁眼看着李渊庭,张张嘴,想和老学生说点话。李渊庭靠近老师,问:“先生有话要和我讲么?”梁漱溟轻轻点头,用低沉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小……我……几岁?”李渊庭回答道:“小13岁。”梁漱溟看着他,一会儿闭上眼,一会儿又睁眼看着,意味深沉,却再未说话。 5月11日,梁漱溟已由二层病房转移到三层311病房。医院的治疗,不是灌肠,就是让病人服中药大黄,以此排除尿毒。5月10日晚,梁漱溟泻了五六次,全身难受。第二天他便拒绝灌肠,拒绝吃药,饭量也减了一半,烦躁,叫嚷着肚子不好受,要求回家。医生们有点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外界仍有许多人想采访或拜访梁漱溟,但都被他的家人挡驾了。台湾《远见》月刊记者尹萍女士来京采访,再三请求探视梁先生。她对梁培宽说:“我在台湾上大学时就读过梁老的着作,一直非常敬重梁老的道德学问。现在,我只想见梁老一面,拍张照片,决不多打扰。”在恳切的言辞下,尹萍被同意进入病房。尹萍在病房只呆了一会儿,算是梁漱溟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虽然短暂,但也是弥足珍贵的。尹萍后来在专文中写到当时的情景: 5月17日,我在协和医院外宾病房三楼见到他。他躺在病床上,看来清瘦而疲乏,右眼紧闭,左眼微睁。他的儿子梁培宽在他耳边大声告诉他,我是从台湾来的。他的左眼一睁又闭,双手在被单覆盖下,有些颤抖。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脸来,示意梁培宽附耳过去,断续说出:“台湾,郑彦蔡与我相熟……还有张群,……李朴生……他在美国……胡秋原……”我告诉他,台湾有许多人读过他的书,问他愿不愿意对台湾青年说几句话。他迟疑片刻,困难地说:“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我的《中国文化要义》。” 我再问他,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期望。这次他回答得比较快:“要顺应世界潮流。”应该说,在这段时间,尹萍并不是惟一进入梁漱溟病房的台湾客人。叶笃义的文章中提到一个感人的场景: 他住进医院时,已疲惫无力,躺在床上,神智虽然还清楚,但不能多讲话了。有一次我去看他,正好刚从台湾来的一个人,由一位中国文化书院的同志陪同一道去看梁先生。他看到梁先生的样子,知道无法进行对话了,于是他站在梁先生病榻前面,央求陪他一道去的人为他照了一张相。他又拿出本来预备同梁先生对话时所用的录音机来,在机前喃喃自语讲了大致如下的一小段话:“我是一个刚刚由台湾来的人。我在台湾时候就对梁先生的着作有所接触。来到北京,我首先提出来要求见见梁先生。我今天见到了梁先生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要求见的是一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随风倒的如×××式的人物……”讲完了上面一段话后,他就向梁先生鞠躬告退了。 梁漱溟的生命已进入弥留之际。有人问他:“将来如有可能,是否以稿费设奖学金,用来培养青年一代。”梁漱溟有气无力地回答:“小事。” 5月11日晚,梁漱溟把长子培宽呼至床侧,示意有话要说。看他备好纸笔后,梁漱溟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梁漱溟说这话时十分平静。梁漱溟只吃少数几剂中药,对其他中药及治疗尿毒的药,以及灌肠,均一概拒绝。梁培宽写信给李渊庭,请李劝说。李渊庭却因忧虑梁漱溟的病情,心急上火,以致自己也患上腿疾,腿脚肿痛,难以行走。收到梁培宽的来信后,李渊庭勉强来到协和医院,劝梁漱溟吃药、吃饭。 6月20日上午,协和医院的毕大夫为梁漱溟检查身体,认为梁漱溟的心和肺都好,可以做人工肾手术。这个消息使梁漱溟的家人异常振奋。梁培宽害怕父亲拒绝手术,特地说:“李先生、晓青、阎先生都赞成做人工肾手术。”梁漱溟点头同意。手术时间定于6月24日。就在医院为做手术进行准备,亲人们满怀希望地等待奇迹发生的时候,6月23日早上,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医生赶紧采取急救措施,但已于事无补了。医生问:“梁老,您的感觉怎么样?”梁漱溟回答:“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接着,他便溘然长逝了。

1918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万言遗书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汉办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人大举行,著名汉学研究专家艾恺与会。会议结束后,艾恺还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做了专题讲座。趁着访问客人的空隙,记者采访了这位梁漱溟研究专家。

然而这本书与梁济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全篇详细记录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与梁漱溟在1980年的十余次谈话内容。

意外的“发现”

梁先生谈到,自己也学儒家也学佛家,很小就有出家的打算,但是在29岁在北大教书的时候思想上有所松动,于是搁下了这个念头,在这一年结了婚。

1964年,艾恺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66年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

次则两人谈及了中国文化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比较,梁先生认为最后世界上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苏,对眼前的西方的文化冲击并没有十分引为担心。

在哈佛的博士班,艾恺所看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五四时候,主流的思想都是要采取批判中国固有文化的立场,而他还在为中国固有文化做辩护。”

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些政治观点,关于台湾,关于毛主席等,然则既然是80年代了,很多东西较之以前略为宽松了些,有些话说的得了。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出门前,曾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却投净业湖自尽。此外,梁漱溟为农民说话顶撞毛泽东等经历,都让艾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梁先生讲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凡夫素食,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把想做的都做了。

此时,西方对于梁漱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去台湾继续学汉语之前,艾恺去看史华慈,他对史华慈说,自己想写关于梁漱溟的博士论文。史华慈说,好啊,你觉得和当下有关系吗?艾恺回答说,非常有关。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是谁?我读曾国藩的时候,看到有人讲是曾;读梁漱溟的时候也看到有人讲是梁。其实我并不怎么在意或者关注,当今有些人依旧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也以为行为准绳的;昨天下午参加一个小的交流会,期间就有一位同学谈到,自己仰慕梁先生风范,对儒释道都略有研究。

此时大陆正值“文革”,艾恺来不了,也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梁漱溟的学生,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最后一个,这种话难讲的很。

而艾恺促进梁漱溟著作在台湾出版的过程也颇富戏剧性。在1969,1970年的台湾,梁漱溟的书列于禁书,不许出版。他一个周姓学生在台湾师范大学当训导主任,开有一个书局。艾恺从美国带来了梁漱溟差不多所有著作的复印本,周先生准备重新出版。印刷装订好之后,却被周先生在大学里的一个对手举报,结果书都被没收。

梁漱溟早在多年前便公开放弃佛家思想了,却还是对佛家有所研究;梁老对艾恺把他定位为一位儒者也可以接受;然而有时他也表示马列主义的科学很好;当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他亦赞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组织民盟而见到马歇尔,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个虔诫的基督徒。艾恺起初相当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这种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

过了不到一年,有一位知识分子把梁漱溟的《中国民主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出版了。在那本书里,梁漱溟把蒋介石和袁世凯放在一起,经常有“现在的军阀如袁世凯和蒋介石”一类的词,所以,他就把书中蒋介石的名字抠掉,然后就没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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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开始了文化交流,艾恺成了头几个访问美国的中方代表团翻译,忙完这些后,艾恺开始做博士论文。他对梁漱溟的风骨敬佩不已,怀着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他定义为一个注重实践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看做是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

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是梁老一生中做的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梁老致力于乡建,现在看来是很有远见性的,中国是从乡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乡村的建设是基本的建设。

伯克莱的加州州立大学给了艾恺一个奖学金,让他到加州州立大学写论文。1975年,艾恺的博士论文完成后,他把论文寄了过去,看过的人觉得很好。此时,对中国具有深厚感情的谢伟思,正在加州州立大学出版社工作,想出版艾恺的论文,艾恺拒绝了,后来又忙里偷闲,加了三章。这本《最后的儒家》于1979年出版,并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我是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王阳明,看到了孔子,我是望到,远远地望到,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我的程度只是这么一个程度。”

几番曲折 几番离合

梁漱溟如是说。

此后,艾恺曾到大陆,提出要见梁漱溟,结果没有回应。他去积水潭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但只看见碑座,石碑已被切成方块。后来,艾恺才知道,梁漱溟1966年挨斗以后,原来住的房子被占了。当时,梁先生和太太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书桌,也不许他见客人。

“总的来说,梁漱溟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以为他在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美高梅官方网站,艾恺的著作出版没多久,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梁漱溟在北大时的一个老学生打来的,他刚从中国回来,并看见过梁漱溟。他告诉艾恺,梁先生希望作者可以来当面和他讨论。更巧的是,艾恺偶然得知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是梁漱溟新居木樨地22号楼的邻居。艾恺从她那里得到梁漱溟的地址,并将书寄给他,同时另寄了一本到政协。梁漱溟收到后,写信邀请艾恺来大陆访问他。

艾恺如是说。

接到梁漱溟书信的艾恺大喜过望,他立刻想办法来华。令他惊喜的是,这个人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直到此时,他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最后的儒家》抓住了梁漱溟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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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后,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在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里,艾恺每一天早上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在一张小桌的两边坐下,一支麦克风对着梁漱溟。三小时之后,艾恺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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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在访谈中发现,87岁的梁漱溟思维清晰,《最后的儒家》中有少数事实与梁漱溟的回忆有出入。这些,在1986年的第二版中得到了纠正。

2015年6月28日

艾恺将梁漱溟称作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没有否认,当艾恺追问他是不是“圣人”时,梁漱溟否认了,他认为,只有孔子、王阳明这样的人才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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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录以《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为名在中国出版,并成为了畅销书——这是艾恺没有想到的。

1984年9月,艾恺再次来到中国时,与91岁的梁漱溟第二次对话。他发现,梁先生的健康状况和上次见到差距不大。这次对话历时一个多星期。后来,他在1986年第二版《最后的儒家》中加了一章。

1985年之后,艾恺与梁漱溟多次闲谈。1986年春,艾恺在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的山东邹平考察回来后,在北京拜访了梁漱溟,向其讲述了所见所闻并录音。回美国后,他给梁漱溟写信,梁漱溟将其来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以1984年对话为主要内容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也于2010年在大陆出版了中文版。但是,1988年梁漱溟去世时,艾恺三四天之后才到达中国。至今,他仍然为此感到遗憾。有学者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失败的。艾恺说,梁漱溟认为是成功的,而他自己在邹平的考察也可以认为,“梁先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没有失败。”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张弘

【书摘】

艾恺论梁漱溟:王阳明的隔代传人

他在担任北大教授的时候做学问,写了书才出名了,成为学者。但是他一以贯之地坚持实践的态度。他总是要想办法实行他的思想,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他并不是为了思考而思考的,为了学问而做学问。

他不只要表达他的思想,反而,他一直觉得光有理论而缺乏实践是没有用的。空有知识而没有行动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就是因为这个原则,他的儒学思想属于王阳明派的传统。就是这个原因,他最欣赏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就是实用主义的杜威,他一样重视实践。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原则,也是他为人的根本原则。他自己常用的自我描述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他的确如此。他一直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做学问。

他一辈子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两种问题: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

梁漱溟究竟是否属于某种学派吗?是的,我想他应当属于王阳明的学生所创立的泰州派的一分子。梁漱溟一辈子就是知行合一,这个自然和王阳明派重视实践的特色相关。梁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有任何儒学思想家可以被当成他的思想导师的话,那个人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和朱熹不同,他不是一个象牙塔里头的哲学家,大半辈子都以行动闻名,从事各项行政管理专职,包括军职。梁先生从来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在加入政协常务委员会之前,他当然属于一位行动派人士,他甚至经历军事历练,他曾在抗日前组织了邹平县民团)。和他的导师一样,梁漱溟同样重视实践和行动。(摘自艾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座)

原文链接:[新京报]艾恺:在西方“发现”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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