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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周总理如何评价摄政王载


时间:2012-10-21 20:49:41 来源:不详

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周总理如何评价摄政王载沣?

猎历史网 - www.373cn.com/2016-06-19/ 分类:历史名人/阅读: 载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奕譞的第五子,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帝的胞弟。清朝史上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周总理如何评价摄政王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满族。奕譞的第五子,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年2月12日-醇亲王府1951年2月3日)北京 ... 载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奕譞的第五子,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帝的胞弟。清朝史上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周总理如何评价摄政王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满族。奕譞的第五子,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年2月12日-醇亲王府1951年2月3日)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之胞弟,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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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六年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三十四年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他面对鼎沸的局势,又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宣统三年八月,辛亥革命爆发,被迫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次年他被迫同意溥仪退位。

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2月3日病故。

1925年,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先生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早逝的一代伟人……

周恩来总理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那是1960年1月26日,总理在全国政协接见特赦回来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时的一次谈话。特将评价载沣的内容整理如下:

1、周总理说: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慈禧当时满以为她自己还不会死,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第二天她明白自己活不了,想改变昨天的命令已经来不及了,又勉强加上个大事请示太后,算是了却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还说:载沣忠于大清,在位时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止王朝的灭亡,这不是他的过错。谁也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2、周总理说;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3、周总理说: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4、周总理说: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还说: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

- 刘江华

1924年冬天,辛亥革命十三年之后的中国依然动荡。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参加和谈的孙中山没有直接进京,而是偕夫人宋庆龄住进了天津的张园。

孙中山的一生主要在南方和海外策划组织革命,北上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每一次都是他人生的转折。1894年,28岁的孙中山怀揣改良思想北上天津向李鸿章上书,但却未能如愿见到李鸿章,于是又到北京做了短暂的考察,改良无望,失意南归的孙中山于次年选择了在广州武装革命,立志推翻清朝统治。他第二次到北京,是1912年夏,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在京居留近一个月,但离京后的一年间,国内时局突变,孙中山成了袁世凯的通缉犯。1924年冬,孙中山第三次来北京,却因病在京去世。

当时的《大公报》这样描写孙中山抵津的情景:“孙中山先生徐步现于舱面,欢迎之代表遂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国民会议万岁’等口号,声为雷震。中山先生高举呢帽,徐步由桥板下岸乘汽车赴张园引辕用膳。与中山同寓张园者有宋庆龄、汪兆铭、孙科、陈友仁、黄昌谷、戴天仇、马赵俊等。”

孙中山第一次进入清廷的视野是在1895年,孙中山及其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但因事机不密而失败。12月7日,广东悬赏缉拿起义在逃要员,孙中山名列榜首,赏格花红银一千元。清宫档案中关于孙中山的第一条记载,就是接到孙中山等广州试图起事的奏报后,清廷下旨要两广总督谭钟麟等“严密购拏孙文、杨衢云,务获到案”。清廷的通缉,使孙中山被迫离开祖国,开始了长期的海外流亡,但也使其名字开始为国人所知。孙中山本名孙文,1897年旅居日本时才改名中山。不过,在清廷的官书报纸以及宫廷档案中,我们经常看到“孙汶”的名字。这是因为,清代习惯在人名旁加水字旁表示污称,如同治、光绪时陕甘叛乱的马化隆就经常被写成“马化漋”。

两个多月后,被迫离开北京的末代皇帝[注: 末代皇帝特指清朝,乃至中国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曾有同名电影演绎了溥仪的一生。 生平简介溥仪(1906一1967),中国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皇后婉容也住进了张园。

1904年,鉴于立宪运动国内蓬勃发展的形势,慈禧太后曾借自己70大寿之机颁布谕旨,赦免了部分戊戌党人,但与此同时也强调,“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惊慌失措的清廷于10月30日颁旨开党禁赦免党人:“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但孙中山也不在名单之列。

在民国政治时局的版图上,天津这个北方重镇从未缺席。辛亥之后,战败的军阀、下野的政客、蛰伏的满清亲贵,都不约而同地聚集津门租界,这里既可避世又宜享乐,更便于联络同道,伺机东山再起。曾经的总统、总理、总长、总办们纷纷在天津购房置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北京是中国政治的前台,而后台就在冠盖云集、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的天津“五大道”:

有趣的是,1912年清室逊位、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这位清廷的通缉犯,却成了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的座上宾。1912年8月孙中山第一次进京时,不仅得到此二人的热情款待,孙中山还参观了颐和园、北海中海南海以及景山等前清禁地。从通缉犯到座上宾,了解孙中山对清廷从改良到革命到共和的心路历程,或许也是对孙中山诞辰150年的一种纪念。

重庆道55号的“庆王府”住着亲王奕的儿子载振,同一条街上还住着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代理国务总理的龚心湛和着名外交家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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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道住过民国总统徐世昌、总理潘复、海军总长刘冠雄;大理道上则住过着名教育家张伯苓、京畿司令鹿钟麟、陆军总长蔡成勋……

1894年第一次进京

旧日豪宅华府,如今已做寻常人家,有的还被新主人打理成了酒吧和咖啡馆,客人们浅吟低酌之间,也许便能碰触到穿越了百年时光的历史密码。

彻底放弃了改良思想

1911-2011,辛亥百年。

1894年1月,孙中山草就了《上李鸿章书》,同年6月在上海修改定稿。该书长达8000余言,中心思想是,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那些引领一时风气之先的理想,那些一度左右中国历史的“角儿”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回眸之际,让我们从那些见证荣耀与没落的庭院出发,听那些已和我们一样普通的人,讲述祖辈的风云和儿孙辈的不同路径——

如何才能使《上书》送到李鸿章手中?孙中山想到了自己行医过程中认识的地方官员。他首先找到了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魏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欣然致书盛宙怀,请他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然后由盛宣怀将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1894年四五月间,孙中山在陆皓东的陪同下,持魏恒书函至上海,见到了盛宙怀。盛宙怀立即写了一封致盛宣怀的引荐信,请求盛宣怀给孙中山予帮助。

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走出家族统治和王朝更替的封建社会[注: 封建社会是分封制定义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下,国王向各类封建领主授予采邑,而封建领主向国王效忠,从而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国家治理结构。]形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加快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孙中山在沪期间,与同乡、著名的改良派郑观应相遇,并在郑宅见到了著名政论家王韬。除了帮助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外,王韬还给自己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的朋友罗丰禄写信,介绍孙中山。除此之外,郑观应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也写信给盛宣怀,称赞孙中山“少年英俊”。

本报记者 张 刘平 摄

6月,孙中山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封信抵天津。盛宣怀接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中山往见”。但据陈少白说,孙中山是通过罗丰禄的关系把《上书》送给李鸿章的:“老夫子把孙中山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当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忙于外交和军事,根本无暇接见孙中山,不过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希望了。随后,孙中山偕陆皓东由津抵京,第一次游历北京“以窥清廷之虚实”。29年后的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演说时言及:“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上书失败,使孙中山意识到,清廷只能推翻无法改良。很快他即策划了第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的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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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第二次进京

从通缉犯变座上宾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愿望得逞后,急切想利用孙中山在国内外的威望与影响,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便盛情约请孙中山来北京面晤。早在4月初孙中山访问武汉时,袁世凯就派范源濂南下迎接,孙中山以“急回故乡”为由,婉言谢绝。孙中山在广州期间,袁又派其长子袁克定到上海迎迓。孙中山回到上海后,袁世凯电报相催。孙中山遂决意于8月18日北上。

8月24日下午孙中山经天津抵北京,乘坐朱漆金轮马车,入住石大人胡同迎宾馆。根据《申报》等报刊记载,当晚,孙中山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府会见袁世凯,袁世凯设宴欢迎,执盏致辞,态度谦恭地表示希望能得到孙中山的指教和帮助,“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鲜,望先生有以教我”。又说:“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而孙中山在答辞中则表达了自己想赶筑全国铁路的愿望,希望袁世凯力为赞助。

两人第一次会晤后,袁世凯对人说:“不图中山如此嘹亮!”孙中山亦在事后盛赞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并希望国民对袁世凯不要心存猜疑、动辄攻讦。因为,这样做反而很有可能逼迫袁世凯为恶。

8月28日,孙中山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答道:“余与袁世凯开诚布公,面商一切。倘公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余亦愿表同情。”当晚在袁世凯的宴会上,袁举杯说:“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亦报以“袁大总统万岁!”

孙中山此番进京,在京居留至9月17日,将近一个月,曾先后13次与袁世凯晤谈。初到北京那几天,更是几乎每天都见面详谈。每次会晤,只有孙中山与袁世凯、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3人。据梁士诒所述,每次谈话时间大多在下午4时至晚上10时,有几次延至午夜2时。这13次的谈话内容,虽并没有详细资料留下,但根据有关报刊发表之部分内容,至少涉及到政务、财政、实业、铁路等方面。比如,孙中山曾劝袁世凯迁都,说“北京万不可居,将来须急速迁移。”至于新都地点,可在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等地选择一处。再比如交谈中得知孙中山建设20万公里铁路的宏伟愿景后,9月9日,袁世凯便宣布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等等。

由于袁世凯的极力笼络,此番进京,孙中山自认与袁世凯相谈甚欢。只是,谁曾想到,仅仅不到一年,由于宋教仁被刺引发二次革命,孙中山和袁世凯遂至交恶——1913年7月22日,孙中山发布“告全体国民书”促令袁世凯辞职;并致电袁世凯历数其罪。第二天,袁世凯即宣布撤销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之职。二次革命失败后,9月15日,袁世凯更是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

据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所述,1912年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之后,曾游历各省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此盖先生六十年中所最优游清闲之岁月也”。但是,各种版本的孙中山传记以及孙中山年谱,都没有记述孙中山游览前清宫殿名园的记载。是否卢夫人所述不确呢?

2011年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了皇皇80卷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在收入其第80卷的清宫所藏部分《溥仪档》中,就有孙中山参观北海、中海、南海、景山、颐和园的记载。

根据《清室优待条例》,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颐和园、圆明园、景山、三海等仍归逊清皇室所有。因此,孙中山要参观这些前清禁地,得先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提前一天去函,经逊清皇室内务部代向溥仪奏准后方可成行。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档案记载,“外第一百四十二号,八月初一日,代外交部奏孙文请于初二日瞻仰颐和园,初三日瞻仰三海事。”由此可知,这些参观是孙中山主动提出的——初二日全天参观颐和园,初三日一天是参观三海和景山。

辛亥革命的另一功臣黄兴9月11日进京,也曾参观三海。逊清皇室关于接待孙中山的记载,十分简略。而比照其八月十六日接待黄兴参观三海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逊清皇室接待孙中山等民国要员的细节——今日内务府传奉世中堂谕:外交部来函陆军上将黄兴请于本月十六日瞻仰三海,著本苑预备船只茶水并在军机处、德昌门外东朝房预备坐落处所等谕。本苑已将各项遵谕办理。其坐落处所,今日参谋部派人踏看,该二处均不敷坐落,随由本苑带领踏看,改在瀛台内瑞曜楼下屋内坐落。所有本苑预备桌椅等项亦预备妥齐,并照例报海司房、知照禁卫军守卫处。(《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第80卷,第377-378页)

档案中所说的“世中堂”,是指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可知,为接待黄兴,逊清皇室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预备游览船只、茶水,提前踏勘黄兴等上岸后所乘舆轿的落放地,通知禁卫军注意防卫和放行。可能是陪同黄兴参观的人太多,原定落轿的军机处、东朝房两处地方狭小,最后改在瀛台瑞曜楼下轿并茶歇。相信孙中山参观时的准备工作,比起黄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遍览前清宫殿名园外,孙中山此番进京,还和一干晚清贵胄有着令人感慨的交集。

那桐为晚清重臣,入值军机,以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不久,那桐即于3月2日寓居天津。在那桐日记中,曾详细记载了当时京城团体、晚清贵胄借其在京城金鱼胡同府邸西花厅设宴欢迎孙中山的情形:8月29日,内务部长赵秉钧宴请孙中山,主客四五十人;9月3日,五族同进会等宴请孙中山,主客三十余人。9月11日,载沣等晚清皇族宴请孙中山、黄克强、陈其美。

载沣为何要宴请孙中山呢?

原来,9月11日,孙中山亲往后海北河沿醇亲王拜访载沣(巧合的是,此王府的一部分,后来成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府邸)。载沣亲自迎入“宝翰堂”会晤。交谈中,孙中山赞赏载沣在辛亥革命时期,代表清廷逊位,和平交出政权,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共同富强。

会谈后,孙中山面赠载沣亲笔签名相片一张。第二天,载沣还亲往孙中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答拜回访。而9月11日晚的宴请,据说是载沣奉前清隆裕太后之命而举办的。

据9月19日的《民立报》,原定主持的载沣因病未到,宴会由溥伦代为主持并念载沣的祝词。溥伦的发言和载沣的祝词中,都盛赞孙中山、黄兴为非常之人,所以能建非常之业,表示正是由于孙中山等的奔走宣传,清室才毅然将政权还诸百姓、建立共和政权,希望能赖孙、黄二人之力,“国基从此巩固,皇室受福无穷”。

四年前,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慈禧临终之际,遗命溥仪为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上任不久的载沣,就在一份谕旨中指出“国家新遭大故”,而“孙汶有来华之说”,要求各地督抚严密防范查拿。四年后,形势陡转,孙中山这位清廷昔日的通缉犯,竟然成了逊清皇室的座上宾!

1924年,应冯玉祥、段祺瑞等的邀请第二次进京的孙中山,与逊清皇室依然有着往来。《醇亲王府档案》记载,鉴于孙中山是抱病进京,载沣未便登门问候,但“送燕筵一席,绍酒一埕,为孙文洗尘”。之后,孙中山还派马超俊代表他前往醇王府答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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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第三次进京

因病在铁狮子胡同离世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占据京城,囚禁总统曹锟。

为控制形势,冯玉祥一面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一面决定请皖系的段祺瑞出山,希冀借段之影响,遏制直系曹锟、吴佩孚势力的挑战。此前,为了打倒直系军阀,国民党人已同张作霖的奉系、段祺瑞的皖系结成反直联盟。为此,段祺瑞、张作霖亦电请孙中山北上。参与北京政变的国民党人盼望孙中山早日来京,以把握有利时机。

鉴于此,孙中山决定北上,于1924年12月4日中午抵达天津,入住张园的平远楼。

张园坐落于天津日租界的宫岛街,是当时天津比较有名的园林建筑。有趣的是,其主人张彪曾任清朝湖北提督和陆军第八镇统制,为武职一品大员,武昌起义使他垮台、退隐天津。这样的际遇使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借住是不大情愿的。只是由于段祺瑞、曹锟、张怀芝和日本驻华公使芳泽纷纷出面,张彪怕得罪人太多才勉强应允。据其儿子张挺回忆,张彪下令不允许孩子与孙中山有任何接触,而且在孙中山入住张园的27天中,他竟没有和孙中山见过一次面!

更有趣的是,孙中山离津54天之后,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逃到天津,入住张园。这一次,张彪不仅亲自出马买来高级家具、地毯等,将大楼内旧家具全部撤掉,还不辞劳苦地亲率家丁每日打扫庭院。

12月4日抵津当天下午,孙中山即在孙科、汪精卫、李烈钧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会谈中,张作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一方面希望孙中山暂缓施行废除与西方各国不平等条约一事。孙中山当即表示不能同意。据载,张作霖公然对孙中山声称:“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两人此番会面,可谓不欢而散。

由于劳累和受寒,孙中山自张作霖处返回,便感身体不适,肝部隐隐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7日早车入京”的孙中山,不得不遵医嘱暂驻天津。

是否要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是召开善后会议还是国民会议来应对当下时局,是孙中山北上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尽管孙中山已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但12月7日,段祺瑞在与日本记者谈话中公开表示:“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第二天,段祺瑞更是发表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则表示明确反对段祺瑞等主导的善后会议,说:“除主持国民会议外,决不参加任何会议。”

与张作霖、段祺瑞等存在如此对立的观点,意味着孙中山此次北上,将无功而返。

在段祺瑞的促请下,加上医生与随侍人员亦力劝进京就医,12月31日下午4时左右,孙中山一行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受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等约计十万多人的热烈欢迎。当日,孙中山因病入住北京饭店后再未露面,只派代表喻毓西向人们表示谢意。

1925年1月4日,时为国民政府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亲赴北京饭店看望孙中山。26日,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治疗,确诊为肝癌。孙住院期间,段于31日亲赴协和医院探视。由于孙中山卧病在床,未能接待,只是由宋庆龄“陪谈数语”。2月10日,张作霖也派代表郑谦,前往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

但这些礼节性的探望和寒暄,并未能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自然也未能缓解孙中山的心结。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壮志未酬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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