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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有什么特征?建筑风格又是怎样的


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一项重要因素。关于礼制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礼制已经初步形成。但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从制度和器物层面已能见到礼制因素,中华礼制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萌生。

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以夹砂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沙质陶器上少数饰附加有堆纹和篮纹。三足器、圆足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为觚形器、釜形器、钵形器、罐形器、镂孔圈足豆、双鼻壶、背壶、宽肩壶、实足鬹、袋足鬹、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

棺椁制度初步形成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牙的习俗。是流行于古代中国东方、南方的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还发现颌骨异常变形的现象,某些个体臼齿外侧严重磨损甚至内缩,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这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奇特习俗。此外,死者随葬獐牙、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等,也为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少见。

原始社会氏族的财富是共有的,体现在考古发现的材料中,是居住遗址和墓葬的集体性和平等性。如仰韶文化的聚落和公共墓地,其情形就是这样,已为众所周知。

棺椁制度是丧葬礼制的载体之一。棺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最早出现的棺为陶棺和石棺。大汶口文化早期就发现了陶棺和石棺。如大汶口遗址M1030,用两件陶盆上下相扣,内敛婴儿尸体,当为陶棺葬;大汶口遗址M1018,底部残存有铺砌石板,推测该墓原有石框,应系石棺墓。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灰陶和黑陶的数量较少。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轮修技术已普遍使用。纹饰有弦纹、划纹、乳丁纹、绳索纹、附加堆纹、锥刺纹以及指甲纹等。彩陶数量增多,且花纹繁缛,其中圆点、弧线以及勾叶纹,与仰韶文化庙地沟文化类型相似,可能受到了仰韶文化的影响。

仰韶文化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走向不均的迹象,例如殊的墓葬。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有五座这种墓葬,一座男性老人墓在二层台上砌有砾石。西安半坡一座幼女墓有木棺,随葬玉耳坠、陶器、石珠等物。临潼姜寨一座少女墓,随葬玉耳坠、陶器外,有由八五七七颗骨珠组成的串饰。

在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木质葬具明显增多。野店遗址M49发现呈匣状的原始木椁;呈子遗址M7为5人合葬墓,每个死者都有单独的木椁。至大汶口文化晚期,在野店遗址发现类似一棺一椁的痕迹。如野店遗址M51墓室内有呈“井”字形木椁,椁内放置长方形箱式木棺,焦家遗址M152更是发现两椁一棺的现象。在大汶口遗址、杭头遗址等也发现了同时期的同类墓葬。

中期以夹砂红陶的数量最多,次为泥质黑陶和灰陶,泥质红陶和夹砂灰陶的数量最少。中期的陶系和早期的区别是泥质红陶数量的减少和泥质黑陶、泥质灰陶数量的增多。中期还出现了一些火候较高锦儿质地较为细密的灰白陶。陶器的制作手法主要以手制为主,轮修比较普遍,一些小型的器物已经开始轮制。陶器以素面为主,部分器形表面磨光。发现有繁缛的编织纹图案。有少量的彩陶。

大汶口文化墓葬的贫富分化业已相当清楚,出现了厚葬的大墓。以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墓地为例,早期大墓如十三号墓,为成年男女合葬,有圆木叠筑的木椁,随葬许多陶器,还有象牙琮、雕筒等珍贵物品。晚期大墓如十号墓,也有木椁,墓主系成年女子,有象牙梳、绿松石串饰、玉臂圈、玉指环等饰物,随葬彩陶、白陶等器物约九十件,还有象牙雕筒等物品。

分析发现,凡是使用一棺一椁的墓葬,一般都是高等级聚落的大型墓葬。以焦家遗址M152为例,墓葬面积达12㎡,随葬器物39件,其中玉钺、玉刀多置于墓主身边,陶器多置于棺椁之间,部分陶器饰彩绘。使用单层木椁或木棺的墓葬,亦是遗址中规模较大、随葬品较多的墓葬,如野店遗址M49,墓葬面积10.15㎡,随葬28件器物,包括松绿石坠、象牙雕筒、玉环等高级别的器物。

晚期的制陶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轮制技术已用来生产大件陶器。烧窖技术有了改进,烧制出额薄胎磨光黑陶,胎厚仅1—2毫米。通过提高窖温,烧出薄胎、质硬、色泽美的白陶、黄陶和粉色陶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以灰陶最多,次为黑陶和白陶。出现了大宽肩壶、瓶等新型器形。中期已经出现的仿兽型陶器,在晚期又有了创新。彩陶到晚期减少、但仍有纹样复杂的多色陶器。

继大汶口文化之后的山东龙山文化,也有大墓出现。1989年,在山东临朐西朱封发现两座大墓。一为一椁一棺,一为重椁一棺。以前者为例,墓主系成年,棺

大汶口文化从陶棺、石棺发展到木棺或木椁,再到棺椁组合出现,绝非偶然现象,这正是棺椁制度初步形成的过程。到了龙山时期,棺椁制度日趋完善。由此看来,海岱地区是棺椁制度萌芽较早和发展脉络较清楚的一个地区。棺椁制度作为固定社会分层、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夏商周时期得到继承和完善,成为夏商周三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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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组合制度已露端倪

大汶口文化发现的建筑遗迹不多,属于早期的仅有几处残迹,不得窥其整体结构。中期建筑遗存,在呈子遗址发现一座20平方米许的方形地面房基,门向南,平地挖槽筑基,槽内竖柱,填土后锤打,室内的4个柱洞里填有碎陶片、石子、灰土,紧密坚实。大墩子墓中出土3件陶屋模型,有方形、圆形两种,都作攒尖顶,有的有门窗,四周有檐,屋外壁上刻有狗的轮廓线,它提供了中期住屋的立体形象。晚期建筑,在三里河遗址发现4座房基。一座保存较好,平面椭圆形,亦为挖槽筑基,室内有1米多深的圆形窖穴,内有朽粟,发掘者认为是座库房。

在夏商周三代礼制中,器物组合制度是重要的表现形式。而早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已经出现器物组合的端倪。

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的较多。

鼎觚组合:鼎觚组合多见于王因、野店、大汶口等遗址。以王因墓地为例,464座带随葬品的墓葬中,鼎类和觚形杯同出的有292座,占63%。这说明鼎觚组合是较为普遍的随葬品组合方式。

早期文化遗存墓葬头主要朝向为东,也有朝向北的。葬制以单人葬为主,也有较多的合葬。合葬以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为主。多人二次合葬墓的人骨排列的十分整齐。早期墓葬在后期随葬品出现多寡不一的现象,并且表现的比较显着,多者达四五十件,寡者一件都没有。随葬生产工具的情况男女也不相同。男性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女性多生活用具。用狗殉葬的多为男性。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还普遍使用獐牙和獐牙勾形器以及龟甲等随葬,同时还普遍存在对成年男女拔除门齿和对头骨进行人工变形等现象。拔牙的年龄都在15—20岁之间。

鬶杯组合: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已能看到酒器成组随葬,包括温酒用的鬶,注酒用的盉,储酒用的背壶、瓶、尊、壶,饮酒用的筒形杯、高柄杯和觚形杯。如大汶口遗址M98,在墓主上身右侧出土一组酒器组合,包括空足鬶、盉、壶和高柄杯;大汶口遗址M25,墓主胫骨上有白陶鬶、背壶、黑陶单把杯组合。这套酒器组合大体出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期,至晚期形成较完备的组合。尽管酒器组合不尽相同,但至少表明成组随葬酒器的意识已经存在。事实上,三代时期青铜器中的专用酒器,基本承袭了这一套酒器的形制特点。

中期文化遗存墓葬头大多朝东或朝北。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合葬墓。合葬墓中有同性合葬,一定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大人和小孩合葬三种。其中以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最多。二次合葬墓相比前期减少。中期同性合葬墓数量很少,大多都为两男性合葬。一对年龄相当的成年男女合葬,人骨架排列一般是男左女右。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的葬式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则侧身区肢面向男性,随葬品大都在男性一侧。随葬品的多寡不一较之前更加突出,多者达六十余件,寡者则一无所有。富有的大墓,不但随葬品多,而且很精致,并用数量较多的象征财富多寡的猪下颌骨和猪头随葬,甚至用整猪、整狗随葬。中期的部分大墓和中型墓设有二层台及原木搭成的葬具。

匕鼎组合、匕杯组合: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多见匕形器(报告中常称骨匕或骨柶)与鼎、杯组合的现象。如王因遗址M2201,骨匕直接置于钵形鼎内,其功能为“饭匕”,即“匕鼎食”。尚庄遗址M27,骨匕直接放于陶杯内,其功能是“醴匕”,即“匕酒糟”。三代时期,匕形器与鼎、簋、觚等饮食器组合的现象屡见不鲜,只是材质由骨质变为了青铜。匕形器虽微,但亦与鼎、簋一道,构成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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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级礼器划分阶层

晚期文化遗存墓葬仍以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的合葬墓。该期的合葬墓多为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个别一对成年男女和小孩合葬,同性合葬消失。头向一般朝向东,胶东半岛的部分的确则盛行头向西或西北的葬式。凡是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随葬品一般都集中在男性边上。晚期的墓葬随葬品多寡不一的现象较之前更加严重。有的大墓随葬品有七十余件,有的墓则一无所有。考古中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氏族墓地出现了小片的家族墓地。家族墓地之间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这一时期灵魂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是单单用死因来区分灵魂的善恶了,墓地上出现了无尸富墓、断头富墓,这些凶死者是氏族中的新贵,均得到了厚葬。

文献中有“器以载礼”“器以藏礼”的记载,说明“礼”是通过某些实实在在的器物表现出来的。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较多的高等级器物,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同黄河流域其它原始文化一样,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1立方米的朽粟,说明粮食生产已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早期除使用一些磨制粗糙保留打制疤痕的石铲、石斧外,已大量使用磨砺精良的穿孔斧、刀、铲等,收割工具还有骨镰和蚌镰,加工谷物的工具则是石杵和石磨盘、石磨棒。在这一文化的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石镐和一些鹿角锄。

白陶作为制陶史上的代表性器物,具有原料稀缺、颜色特殊、烧成温度高等特点。大汶口文化白陶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偏早阶段,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器类以白陶鬶为主,在野店、大汶口、西夏侯、焦家等遗址都有发现。此外,还有白陶鼎、白陶盉、白陶豆等。另一类是薄胎黑陶,多见于高柄杯,大范庄遗址还发现有蛋壳陶,但尚未脱离黑陶高柄杯的形态。

这个原始部落集团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发现用狗和猪随葬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的风气渐盛,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在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1/3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32个,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养猪业已十分兴旺。

白陶和薄胎黑陶的出现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制陶业的典型器物,代表了大汶口晚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这两类器物多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中,可能与宴享、祭祀等多种礼仪活动有关。事实上,即使到了殷商时期,贵重的白陶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

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比较重要。一些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遗址中发现有獐、斑鹿、狸、麋鹿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在兖州王因遗址出土了20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坑中,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氏族成员已经能集体捕获大的、凶猛的水生动物。

除了陶器以外,大汶口文化还发现有制作精美的骨牙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在刘林、大墩子等遗址出土有骨雕筒、骨梳。至中晚期阶段,大汶口遗址出土了带有镂雕纹饰的象牙梳、有剔地雕透的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筒。贵重的象牙器、精美的骨雕器,由于其原料珍贵和制作工艺考究,始终被当作豪华奢侈品,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即使到了商代,象牙器和骨雕制品也只有在少数贵族的墓中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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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明萌芽滥觞

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在中期以后有了全面、迅速的发展。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现和快轮制陶技术的应用,说明一部分手工制作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

大汶口文化发现有与音乐相关的遗物,依类别不同,可分为打击器、吹奏器、摇响器。

陶器生产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均手制,砂质陶火候较低,陶器种类不多,造型简单,仅见觚形器、盆、钵、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的轮制小件器物;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类增多,出现了实足鬹、背壶、簋形器等。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就随葬有轮制的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发现了坩子土,用以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器,统称为白陶,这类细砂陶器有袋足鬹、三足盉、宽肩壶和筒形豆等。这时所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以后山东龙山文化蛋壳陶的问世准备了条件。大汶口文化还发现有仿动物造型的陶制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晚期这类发现增多,反映出工艺技术的纯熟和制陶业的兴旺发达。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窑甚少。

打击器以陶鼓为代表,陶鼓发现较少且形态各异,有的器身带大镂空或施彩绘。如野店遗址M48:9陶鼓,上小下大、侈口束径,中部有镂空,器身施彩绘。在大汶口、王因、花厅等遗址亦发现有陶鼓。陶鼓多见于大型墓葬,说明陶鼓成为少数人所拥有的特殊用器,可能是作为礼乐器使用。

制石、制玉业较发达。早期就已大量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较多地使用穿孔技术。中期以后,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出现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随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还出现了精致的玉铲,并有更多的玉、石装饰品,包括以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制骨工艺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有精致的小件骨雕品,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至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已趋于成熟。大汶口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吹奏器有笛柄杯和号角两类。笛柄杯,出土于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晚期墓葬M17。经过试吹与测音,能发出固定的高音,并能演奏简单的曲调,是我国最早的一件陶制横吹管乐器。学界多认为,它可能是大汶口先民模仿当时该地已存在的竹制口笛类乐器制作的陶质乐器。号角为陶制,形似牛角或羊角。如陵阳河遗址M19:25陶号,形似牛角,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大墓中,可能是作为狩猎、战争时集合或发号施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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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响器主要是龟铃,多出土于墓葬之中,边缘常有穿孔,内装砂子或小石子,个别涂朱彩。如大汶口遗址M47,两副龟甲各装小石子数十粒,通过摇动来发声。在王因、尚庄、大墩子等遗址亦有发现。关于龟铃的用途,学术界大多认为是乐器和法器的一种集合体。

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

大汶口文化的乐器,多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可能为少数权力阶层拥有。尽管数量不多,但至少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礼乐文明已处于萌芽阶段。到了龙山时代,以鼓和磬为组合特征的乐舞遗存标志着中国礼乐文明已经基本形成,并成为三代以降中国礼乐文明的滥觞。

据已有资料显示,在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发现了可能是文字刻文,可以认为它是已发现的较早的汉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刻符,是表达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所以它又非普通的刻符。

除了上述的礼器和乐器外,大汶口文化还发现有较多的彩陶,其构图和线条都较工整、色彩鲜艳,在史前彩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大汶口文化玉器不甚发达,但也有所发现,主要包括缺少实用器的玉钺、玉铲和装饰用的人面形玉饰、龙形饰、头冠饰、玉指环等。另一个重要的发现便是陶文,大汶口文化陶文形体固定、笔画工整、以象形为主,与商代甲骨文有一定的渊源。这些要素进一步印证了大汶口文化在史前文明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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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时期,棺椁制度出现,器物组合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尤其是以鬶、杯为代表的酒器先于其他地区发达起来。另有以贵重的白陶、精美的骨牙器构成的礼器,以鼓为主的多种器类共存的乐器,加之较为发达的彩陶、比较成熟的陶文等,无不表明大汶口文化已经初具中华礼制文明的多项元素。

当然,史前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也发现有与礼制相关的遗存,这进一步证明了礼制起源与中华文明起源是一致的,呈现多元性。但是,我们更应注意到大汶口文化的“礼”具有重丧葬、重饮食、重音乐的特征,这些方面正是商周礼制的主要表现形式。诚然,大汶口文化的“礼”是不完善的,制度化的程度也较低,但是至少能够表明文明和礼制的曙光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到了龙山时代,礼制快速发展并逐渐形成,及至商周时期礼制日趋成熟,并以周礼的建立为标志,礼制进入鼎盛阶段。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张超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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