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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故宫的政治意义

本报讯梳理两个故宫世纪纠缠的《两个故宫的离合》中文简体字版,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据了解,本书首次在台湾引进并出版繁体字版后曾引起强烈关注。

两岸故宫的政治意义

2014/01/15 | 徐伟| 阅读次数:6888| 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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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记者花费5年时间,走访中国大陆和台湾十余座城市,写就了一部关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传奇经历的着作。

此书名曰《两个故宫的离合》,作者系日本《朝日新闻》中文网总编野岛刚,曾于2011年与2012年先后在日本和台湾出版。甫一问世,便受到两地媒体和读者追捧,再版数次。2014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版权,在大陆推出简体字版。

此前,有关故宫的历史,两岸已有诸多学者写过专着或论文,记述了1925年故宫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过程;相关当事人的口述历史,也被挖掘过不少。但是,对于1965年台北故宫建立、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故宫的改革企图、中国大陆近年大量搜寻并追回文物的热潮,以及2008年台湾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故宫的密切交流等,却一直未有系统性专着,而这正是《两个故宫的离合》的重点。

野岛刚追踪梳理了从辛亥革命后故宫文物外流,到“九一八”事变后,故宫文物迁徙出宫,随国民党一起流落至台湾,并在台北建立故宫博物馆的全过程,还介绍了台湾政党轮替引发的台北故宫改革之争。将在历史离乱与现实政治翻弄下,两岸故宫命运的沉浮畸变,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文革时周恩来指示保卫故宫

2016-03-20 15:41:48作者:郑汝可来源:中国网已浏览次 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 为回答这个问题,日本记者野岛刚花了5年的时间,奔走海峡两岸,采访了超过100个人,包括4位历任台北故宫的院长、1位北京故宫院长、1位南京博物院院长和1位沈阳故宫研究员。 5年后,他写成《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书中没有讲述故宫的奇珍异宝,而是试图揭开两岸两所故宫背后,复杂纠缠的文化与政治。 该书日文版,曾被《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推荐为“2011年最好看的书”;台湾引进繁体字版后,引发强烈关注。近日,该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点击进入下一页 野岛刚是日本《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2007年,他被派往台湾工作,长年采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资讯。 在野岛刚眼中,故宫究竟是什么?近日,记者邮件采访了野岛刚。 周恩来指示:一定要保卫故宫 “故宫问题,一般来说,在中国大陆是以北京故宫为中心,而在台湾倾向于以台北故宫为中心。我作为日本人,对于大陆和台湾,都能保持同样的距离,这样,能站在平衡的立场上来写作。”野岛刚说。 野岛刚指出,造成两个故宫主要源于三个变化:第一是清朝灭亡,第二中日战争,第三国共内战。 在追访故宫文物迁徙之路的过程中,野岛刚收集到许多令人唏嘘的故事。 1933年,故宫迁离北京时,国民政府发表声明:故宫文物是数千年来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国亡还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1948年底,国民党败局已定,故宫文物被分批运往台湾,负责此事的是时任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第二年,当杭立武即将坐上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班赴台航班时,张大千抱着近百幅敦煌临摹壁画赶到机场,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杭立武丢下自己的行李和黄金,将这些壁画紧急装上飞机。 在大陆,“文革”之中,狂热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叫嚣要“烧掉故宫”,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保卫故宫。”于是故宫暂停对外开放,文物收藏被锁进仓库里,避免了在十年浩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两岸故宫哪个更好 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究竟哪个比较好?这是文物专家及爱好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野岛刚在书中写到,两岸故宫基本收藏品形态类似,原本就是一个故宫,所以具有“互补性”。 台北故宫的强项在于,比较完整地收集了宋代书画及陶瓷器皿部分。而北京故宫,明清文物在质量上取胜。瓷器文化虽在宋代达到巅峰,但是明代的彩瓷、清代的珐琅也是相当出名。此外,1949年以后出土的文物,台北故宫付之阙如。 就博物馆的建筑而言,北京故宫的展示场所是明、清皇帝的居所紫禁城,建筑物本身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台北故宫建筑在这点上与北京故宫无法相提并论。 但也有人说,“台北有文物无故宫,北京有故宫无文物”。野岛刚认为,这个说法有些言过其实。随着失散海外的文物不断回归,加上考古新发现,北京故宫的收藏在不断强化。 但他同时提到,北京故宫太大了,不像是博物馆。“我希望有一天,北京故宫的建筑和文物能分开。” 野岛刚说,台北故宫虽在台湾,但有趣的是,那里很难看到台湾地方文化的任何片段。 北京故宫前院长提出设立“故宫学” 在野岛刚看来,故宫不只是历史象征,更含有政治意味。他曾采访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郑欣淼提出,“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应该设立一个“故宫学”的专门学科,因为故宫涵盖了历史、建筑以及民族精神等课题。 “在台湾,故宫的政治地位很高,蒋介石时代的故宫院长是他的幕僚,现在的院长是台湾的部长级,而北京故宫是文化部下面的一个单位。”野岛刚说,但不管在哪里,故宫都有政治地位,是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中心词。 野岛刚发现,公开资料中很难找到蒋介石对故宫的看法,唯有一次,在建设台北故宫时,蒋介石对通过竞争选出来的年轻建筑师的设计方案不满意,称“没有中华特色”,拒绝了他们的方案。 野岛刚认为,两个故宫是两岸关系的风向标,“在我从2007年开始的采访过程里,两岸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交流越来越密集”。 2009年2月,两岸故宫院长在相隔60年后首度在北京故宫会面,野岛刚是唯一随团采访的外国媒体。他回忆说:“当时,台北故宫的周功鑫院长与北京故宫的郑欣淼院长一起,并肩走在紫禁城的午门,那一瞬间令我非常感动。”图片 2

从辛亥革命前被溥仪偷卖,大量流出到国外;到辛亥革命后变成“胜利的成果”的故宫文物,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民众的抗议声中被偷偷运出北京,寄存于上海的一所旧医院。正要搬进南京的收藏所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开始向四川、向湖北、向陕西转移。大城市运到小城市,小城市运到乡村,再运到山洞。日本投降后刚搬回南京没两年,又被分批分次用军舰送到台湾……台北故宫于20世纪60年代落成,最终出现了“两个故宫博物院”。

与故宫结缘

野岛刚出生于日本横滨,但从小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深感兴趣,在高中时便立志,“要做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大学期间和工作后,他分别在香港和厦门留学一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成为《朝日新闻》记者后,对中国两岸三地的政治、文化、外交始终保持着关注。

野岛刚与台北故宫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他作为日本的大学生代表,参加台湾方面举办的国际青年交流活动,在两周内走访了台湾各地。

他在序言中回忆道,“在那趟不是很有收获的旅程中,我也去了台北故宫,当时对故宫留下了深刻印象。结果时隔20年后,采访台北故宫成为我好奇心的发源地,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2007年,年届四十的野岛刚,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开启了一段为期3年的台湾生活,负责报道两岸三地的新闻,这让他有了再次近距离接触台北故宫的机会。

而之所以时隔20年后,还会对故宫感兴趣,则源于他的职业敏感性。

2007年,他初到台湾时,正值民进党执政,在“去中国化”思想指导下,民进党政府商议,如何把台北故宫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亚洲博物馆,而不只是“单一中华文化”的博物馆。而到了2008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重新执掌台湾,又将故宫定位为“单一中华文化”的博物馆,并表示要坚持长期不变。

此前,民进党政权在2004年把孙中山的铜像,从故宫正面门厅移走,“放在户外风吹雨打”。国民党重新当政后,立刻修复了铜像,2010年起改放在展示馆的正面,孙中山像成功“复活”。

这样一些“小动作”,引起了野岛刚的注意,他看到了其中的荒诞——“一个博物馆的政策定位,在政党轮替前后,变得这么突然,改朝换代在一个博物馆里面换两次,这在全世界可能就只有一个,这已经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由于长期从事政治、外交、国际关系的报道和研究,他形成了一种职业敏感,他从台湾两党对故宫的不同态度,窥见了背后的政治暗战,他试图从政治角度来解答这一“文化现象”,把故宫作为观察台湾和两岸政治的窗口。

国民党重执权柄后,两岸关系趋于缓和。2009年2月,60年不相往来的两岸故宫,开启了破冰之旅,两岸故宫院长首度在北京故宫会面,野岛刚成了随团采访的唯一一位外国记者,与故宫的这些缘分,成为他后来写作此书的重要契机。

《朝日新闻》资深记者野岛刚被故宫文物的魅力、跌宕起伏的命运所吸引,被中华文化的深度和明快纷争的历史所虏获,历时5年,奔波全球进行采访。其间作者访问了台北故宫院长、北京故宫院长、南京故宫院长等重要人士,取得第一手资料,从政治、外交的独特角度梳理了两个故宫的世纪纠缠。许多与故宫历史难解难分的重要人物在外国记者这个第三者面前敞开了心胸。

探访“老故宫”

为了解开两岸故宫的历史谜题,野岛刚开始四处搜罗资料,他试图“探索千变万化的故宫背后,究竟串联了什么样的历史情结,潜藏了多少政治领袖的思维判断,并通过故宫,描绘出政治权力与文化之深层共生结构的样貌。”

起初,他担心自己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并非文物和艺术品专家,可能难以完成这一题材,于是他把案头工作做得特别细致。野岛刚翻阅了大量中、英、日文的图书、论文和新闻报道资料。为了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他还在台湾探寻当年“与文物一起渡海的人”,即护送故宫文物来台的“老故宫”。60多年过去,当年的“老故宫”存世的已然无几,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成了书中宝贵的素材。

野岛刚介绍,当年文物从大陆海运到台湾,一共分为三批,除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外,还有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外交部的文物和文件。其中故宫文物都是精选出来的国宝级珍品,共计2972箱,与1933年从北京运出时相比较,大约减少了八成。

当年随第二批文物来台的高仁俊,是受访的“老故宫”之一,他原来任职于中央博物院,时年20岁。据其回忆,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半年后应该会回去”,但事与愿违。“到台湾十年后,仍然没想到下半辈子会在台湾过,所有故宫职员都相信,总会和文物一起回到大陆的,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

在探访过程中,老故宫们的一句话让野岛刚印象深刻。他告诉《凤凰周刊》,“这些老故宫常跟我说,是‘上帝保佑,文物有灵’,否则文物不可能可以这么完整地保护下来。虽然当时他们的工资很低,但他们都感觉,保护文物、保存中华文化,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重走文物迁徙路

在刚开始的采访中,一些人会怀疑这样一个外国记者,能否写好中国文化的题,但是野岛刚通过自己积累的专业知识,慢慢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他和两岸故宫研究和管理领域的许多顶层人士,都建立了联系。

在五年时间里,野岛刚采访了四位台北故宫院长、一位北京故宫院长、一位南京博物院院长、一位沈阳故宫研究员,还有众多赴台的老故宫职员,以及众多的历史学者。

在做了大量资料整理和采访工作后,关于文物迁徙的过程,野岛刚已经烂熟于心,但为了能更生动形象地讲述那段历史,也为了了解60年后,迁徙路上的变化,他决定重走文物迁徙之路,探寻当年路上的见证人。

他依次走访了沈阳、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安顺、峨眉山、乐山、重庆等地,参观了沿途众多博物馆、纪念馆。一路上,他受益匪浅。比如他得知,原来除了北京和台北故宫外,还有一个沈阳故宫,而且规模庞大,藏品丰富。

在四川乐山,他发现了一个“战时故宫纪念馆”,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战时故宫资料,他对记者说,“我当时吓了一跳,他们保留资料做得这么认真”。

在贵州安顺,一位曾亲眼目睹过文物的老伯告诉他,当年故宫的工作人员,把文物藏在当地华严寺的山洞里,天晴时他们会把文物从山洞搬出来晒太阳,而且每天都有士兵在洞窑入口处通宵值班站岗。在这位老伯的带领下,他亲身到当年收藏文物的洞窑参观。

在走访过程中,许多有趣而感人的故事被挖掘,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被拉近了。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下,除了冰冷的数字和无情的战火外,更多文物护送人员鲜活的面孔跃然纸上,这正是这本书能打动人的原因所在。

挖掘文化背后的政治

作为一个时政记者,他不甘于把写作停留在历史表象的整理,而企图挖掘文物和文化背后更深层的政治意义。

他注意到,中国自古以来,权力的“政统”与文化的“道统”,都是分不开的一体两面,对文化的继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政权的合法性,如果在道统上不能自洽,那么政统就会受到挑战。

1949年,蒋介石败给毛泽东,被逐出大陆,在兵荒马乱中,他除了把中华民国200万党政军重要人士及其家属,以及大量黄金带到台湾以外,还动用在当时极其珍贵的军舰,将数千箱文物运抵台湾。

在运送第一批文物的时候,国民党当局甚至下令,将已经上船的想要逃难的老百姓驱逐下船,要先运送文物。这样的举动,如果仅用文物的艺术价值和货币价值,或许是难以解释的,野岛刚分析了文物背后的政治价值。

野岛刚认为,蒋介石之所以下令把文物运到台湾,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相信“文物继承者等同于中国正统统治者”,而此后中国大陆经历“文化大革命”,文物遭到破坏,这样的逻辑则更加具有说服力。

曾在蒋介石手下担任台北故宫院长的蒋复璁,阐述了蒋介石搬运文物的政治意义,“中华民族有一个数千年的道统,有人想在‘文化大革命’时将这道统文化连根拔起,但终究失败。因为‘文化大革命’,才有蒋先生的文化复兴运动,蒋先生从国父孙中山继承道统,就是继承孔子的道统。”

在野岛刚看来,“蒋介石深知故宫文物的政治利用价值”。他搜寻资料,企图找到更多蒋介石对于文物的看法;他甚至专程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的日记。但在蒋的日记中,野岛刚“读到蒋介石详细描述其如何用尽一切手段将黄金运到台湾,却没有发现任何谈到故宫的只字片语”。

蒋介石穷尽毕生努力,希望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失去的大陆。到台后的国民党政权一度认为,“故宫的文物究竟是要回到大陆的,在‘反攻大陆’之前,台湾不过是暂居之所。因此博物馆的保管功能非常重要,展示陈列的程度,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

故宫的政治意义,在后来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更为明显,故宫成为民进党“去中国化”的重要工具,但终于在国民党重掌权柄后,将故宫恢复为“单一中华文化”的博物馆。

在两岸关系的破冰上,两个故宫的交流合作,也被贴上了更多的政治标签。野岛刚总结道,“对于政治而言,文化有时是极为有用的工具。尤其像两岸关系,这样政治上敏感的问题是很难互相让步的,先从文化面强调亲近关系,好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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