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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4858mgm】论全球史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

原标题:在历史学者看来,全球化是何时开始的?

“全球史”又称“新世界史”,是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研究过去,形成了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全球史在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许多新观点,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和启示。教育史学者应密切关注国际史学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考虑如何加以应对,我们可以从全球史视野推进教育史研究。

内容摘要:这场国际史学盛会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津逮,也是中国瞭望国际史学的窗口。记者从大会的众多议题中梳理出三大亮点,以此管窥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与前景。趋势二: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此次大会通过设置“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主题大会、“推进历史研究的数字化”晚间会议等多场讨论,展示了数字化这一历史学家的新工具和新方法为历史学带来的变化。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发展研究所情感史中心教授尤特·弗雷福特看来,情感史的研究关注情感发展的历史,以及情感作为历史变革的一种推动力所产生的影响。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托马斯·德博拉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需要理解大脑在历史的变化中如何吸收文化和社会因素来进行更丰富的情感表达,而历史学家对情感的研究也可以从生物学、神经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有所借鉴。

本文选摘自《全球史导论》,着者S. 康拉德是柏林自由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他在本书第六章“全球史的争议”中写道:全球史领域内有四个比较重大和基础性的问题,它们都是热烈讨论的对象。如何才能书写一部没有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并且其叙事逻辑不是以使用西方术语为前提?从什么时候起可以称为全球性语境,从什么时候起可以称为全球化的历史?世界历史始终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吗,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如何表现的,以及欧洲与亚洲之间大分流的原因是什么?最后,在“西方”以外的世界是否也存在现代化的潜在可能性,以及近代社会的文化资源对于向现代全球性世界的过渡有何意义?这些问题仍旧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在规范上和政治上与当下紧迫的问题联系密切。本文选摘内容谈的就是全球史的分期问题。

全球史/全球教育史/互动研究

关键词:数字化;史学;情感;中国;全球化;议题;白银;研究成果;学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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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采,安徽庐江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教育史学史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7)。

作者简介:

《全球史导论》,S. 康拉德 着,陈浩 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9月出版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09-0005-06

  8月29日,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落下帷幕。7天时间、185场会议,来自全世界各地的2000余名历史学家汇聚泉城,描绘出一幅百花竞放、各显芬芳的世界史学景观。这场国际史学盛会是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津逮,也是中国瞭望国际史学的窗口。记者从大会的众多议题中梳理出三大亮点,以此管窥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与前景。

全球化的进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全球性互联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哪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称为整合的世界?当我们需要确定全球史理论的历史纵深和影响时,这些都是核心的问题。在跨境移植和交换关系的视角下,如何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

冷战以后国际史学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世界史(World History)和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关注不断加强。学界一般认为,“全球史”与“世界史”往往重叠,但全球史更倾向于研究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时代,指的往往是20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世界史则可以把对前现代化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包括进来。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不断关注用跨国的和全球的方法研究过去,形成了“全球史”这样一个有别于旧的世界史的史学流派或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在历史观、研究对象、历史分期和研究方法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在运用全球史方法进行“大范围的互动研究”方面有诸多成果问世。上述趋势显然对传统的教育史研究提出了诸多挑战,同时也有重要的启发。教育史学者应关注国际史学发展的这种新趋势,并考虑如何加以应对和借鉴。

  趋势一: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藩篱

全球化的概念在历史学界是一个新术语,从1993年才开始在公开讨论中出现,此后它就迅速地传播开来,再后来,全球化就成了历史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析性概念。首先是经济史学家开始使用,在20世纪末全球化的历史超越了对一种世界市场形成的追问,从而成为了历史书写的一个合法对象。此后有大量的历史学家使用全球化的概念,并且企图通过它来丰富历史学的研究。

一、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及其研究主题

  与历届大会相比,此次有更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与会,大会设置的议题涵盖了世界所有地区,所有议题的讨论也被要求吸纳西方世界之外的历史学家参与……大会的种种“特殊”安排背后折射出当今国际史学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藩篱、走向全球史的发展趋势。

既然它是一个新概念,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有多新呢?按照曼纽尔·卡斯特的观点,我们自身就是世界历史转折的见证人:“社会、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在一个较深层次上发生了转变,围绕着电流和无尽的时间组织起来。这是一个新生的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信息时代。它的命名根据的是与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础相对的文化自主性。”然而,在号称它处理的是一个新现象时,这一口号本身并不新鲜。早在1957年美国现代化理论家密立根和罗斯托已经宣布,“我们处在一个深刻的世界变革之中。阅读量、大众传媒和旅行的迅速增长取代了过去用以维系整个社会的传统制度和文化模式。简单地讲,跟过去相比,世界变得更加彼此依赖、流动性更强。”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早在1917年就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跨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时代分水岭,这一转变是建立在19世纪的技术基础上的:“铁路、蒸汽和电报以一种快速的方式调动了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各个国家从彼此隔离与孤立的状态中走出来,那种孤立的状态使得不同种族之间彼此分割,它随着交流的扩大而逐渐消失。强大的宇宙力摔破了那只曾经隔离种族和国家的笼子,并迫使它们熟悉新的环境和新的竞争、较量与冲突形式。”我们还可以往上追溯,在某种意义上,一场急速的社会变革和一次不可理喻的社会变迁的结果,都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现代世界的一个伴随现象。自19世纪中期以来,这一变迁就和跨境互动联系起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全球史有别于旧的世界史,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是一个史学流派,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中首倡全球史观。1964年,他在《当代史导论》一书中提出的当代史和全球史研究的宏观体系,集中反映了其倡导的全球史观。1978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1]。半个多世纪以来,作为史学流派的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不断发展,涌现出众多的通史和专题研究论著。1982年,美国成立了世界史学会。2006年,英国开始出版《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刘新成注意到,全球史“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也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2]。全球史最著名的实践者是美国历史学家杰里·H. 本特利(Jerry H. Bentley)。夏继果与本特利主编的《全球史读本》编入的17篇论文基本反映了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直到今天全球史的发展历程,也解答了人们对于全球史的诸多疑问。在该文集的导言中,夏继果介绍了全球史的含义、研究的必要性及该文集的主要内容等,对于研究教育史的学者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

  “在过去一周的所有议程中,中国是主要议题之一,是一次特别成功的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或西方中心论的尝试。”在此次大会上卸任的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说。

我们应该如何分析一种不断更新的历史进程,尤其是如何对其进行分期?那种深入人心、历久弥新的信念,即人人幻想自身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历史变革并体验一次根本性的转折,使得富有意义的历史分期变得没有必要。亚当·麦基翁质问:“如果某个转型新时代的终极命运都是被下一个时代视为‘专制’和‘分裂’时期,我们又该如何严肃地评价全球化的条件?”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全球史与旧世界史的区别。杰里·H. 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指出,“世界史”这个术语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思是不同的:第一,它可以是对于全部世界历史进程的概述;第二,它可以只是外国历史——本国之外的世界的历史;第三,它可以具有某种形而上学的意味,即一些历史学家从历史记载中发掘其哲学意义的努力;第四,它也可以有着强烈的宏观社会学意义,反映了跨学科的依附经济学和世界体系分析的影响;第五,越来越多的人更赞成“世界史”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不同方法。“它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考察世界各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当然也不意味着必须考察某一时段所有民族的历史,而是指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跨越社会的边界来清晰地比较历史经历,或者考察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流互动,或者分析超越多个个体社会的大范围历史发展模式与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3]。

  此次大会的首要议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 吸引了来自意大利、法国、日本、美国等多国学者的积极参与。中国是考察全球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维度,考察中国与世界多元文明的历史互动也是理解中国的重要视角。“学者们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角度勾勒历史上的中国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当中所发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教授玛利亚·埃利萨尔德说。

实际上,全球化的概念在理论上是含糊和不确定的。全球化很少对历史变革的质量提出假设,并且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全球化”的目的不在于为历史行为体赋予并激活一种未来愿景。因此,全球化不是一套元理论,但也不仅仅是一种研究对象,它更多的是一种处理历史的特定视野,有助于把历史进程放置于一种广泛的语境中,并在方法论上超越历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它能够吸引的对象是对不同层面关系的深度感兴趣的历史学家,例如经济整合、民族国家和市场的变化关系、文化均质化和差异的形成,例如伴随着交通和交际媒体的变化而带来的对空间和时间的新认识。

新兴全球史倡导整体史和互动史的理念。研究全球史的学者一般认为,全球史是一种研究方向,研究超越欧洲和西方及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的人类历史,重在对全球交织的多样性展开经验研究,揭示与这种交织联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全球史研究者试图从世界各地区人类社会的交往史入手,通过跨文化、跨地区等各种精神和物质交往互动现象来考察人类历史进程。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理念就是“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刘新成在梳理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出了“互动”的八种方式:阐述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各种类型的“交往网络”与“共生圈”;论述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探讨“小地方”与“大世界”的关系;地方史全球化;全球范围的专题比较研究;生态史和环境史研究;探讨互动规律与归宿[2]。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安妮·库伯和迈克·斯皮德尔认为,作为贸易线路,丝绸之路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长时段贸易带来了沿线国家之间信息的交流。他们以《后汉书》关于“大秦”的描述为根据,将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交往追溯至中国汉代。

在学理上把作为一种进程的全球化与作为一种视野的全球化区分开来,还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对跨区域、跨文化的互联和交流的追问,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中去。杰里·本特利提出这样的建议,跨文化互动的全球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一直持续至今,共经历了六个时代。“跨文化的互动从彼时直到当下,给所有参与的人都带来了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当然,近代以前的交互关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后来的时代;彼此接触的范围也不尽相同。近代以前的跨文化互动本身也有其后果,远远超出了参与个体的经历。其中特别有意义的后果有三个进程,它们超越了社会和文化地区的边境线,分别是: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运动和远程贸易。

从历史学研究的主题来看,近代以来,传统的西方史学专注于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民族国家始于近代欧洲,是为摆脱教权控制而产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欧洲国际格局。此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位和主要行为者。与此同时,与历史学科专业化发展相一致,研究的重点也日益狭窄,从各地区文化史转向了西方民族国家史。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把学校变成了国家崇拜的场所。杰里·H. 本特利认为,民族国家的确是历史分析中的重要单位,为考察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提供了背景,对于理解超出民族国家本身之外的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全球史研究者看来,历史经历不仅是个体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跨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许多大范围进程的产物。他指出:“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全球历史分析已消除了历史仅仅属于民族国家或者其他表面上连贯的个体社会的观念。全球史虽然承认文化独特性、排外性的民族认同、地方知识和具体某些社会的发展经历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但同时也已超越了专业历史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这些问题,明确将大范围进程纳入历史关注问题之列。”[3]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万明讲述了明朝的白银货币化是如何构成早期全球化故事的一部分。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是中国本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迁,它恰恰发生在16世纪全球化开端之前,直接引发了中国和全球的联系。在全球化进程开端之时,中国通过白银和世界连接起来,而且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际上,世界史可以理解成一部交互关系的漫长历史。最新的历史书写总是一再强调,古代的社会就已经烙上了跨境进程和互动的印记了:佛教一直传播到阿富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蒙古帝国,甚至往俄罗斯和近东扩展;印度洋和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14世纪中期黑死病从亚洲往欧洲的传播;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1304—1377)的旅行。其他例子就不一一枚举了。威廉·麦克尼尔和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把全球性互联的历史追溯到人类语言的起源。

施诚在《全球史研究主题评介》一文中指出:“全球史以跨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为研究对象,探讨超越国家和民族体系之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与全球化有关的或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把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历史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致力于跨学科、长时段、全方位地研究世界历史的进程。”[4]在他看来,可以将全球史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归纳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全球史并非囊括人类所有历史,而主要集中探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另一类认为人类历史上全球化并非当代特有的产物,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全球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当代,应当追溯历史上的全球化进程。施诚研究了全球史研究的几个重要主题,包括对全球化进程的研究、全球史的历史分期、全球史中的跨文化交流研究和环境史研究。他认为,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全球史研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与以国别史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世界史比较,全球史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世界史的范围,淡化了单一地区或国家,而强调全球历史发展进程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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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史的历史分期和理论方法

无论这份单子能列多长,还是要回答几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互联有多重要?它们对其时代产生了何种影响?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称之为“全球化”,如果这个概念果真是指全球性的互联?跨境交流的历史与全球性互联之间该如何区分?这两种形式的互动是否应该在分析上再与全球整合的历史区分开来?两个可能的转折,即16世纪和19世纪中期,在这个提问的背景下,是需要首先讨论的。

历史编纂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 in History)问题。在西方古代,历史循环思想(Time Was Seen as Cyclical)占据主导地位,基督教则将线性史观(Time Is Linear)引入历史研究[5]。张广勇指出,公元4世纪至5世纪是西方史学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此时期兴起的基督教史学思想,打破了从前以世界作为背景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格局,开始致力于构筑贯彻人类始终的世界史,构筑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的世界通史”[6]。此后,对进步的信念和直线进步史观成为西方历史学编纂的主导思想。中世纪编年史家在具体叙述世界历史时,普遍采用亚述—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分期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史著作中用来划分历史时期的“中世纪”一词,但人文主义史学家并没有把它付诸世界历史编纂实践。1700年左右,一位名叫凯勒尔(1638-1707)的作者出版了《古代、中世纪和新时期世界通史》一书,第一次把世界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三分法”就逐步成为西方史学界历史分期的主流。大约从18世纪末开始,西欧中心论的观念在德国哥廷根学派历史学家中逐渐流行开来,一部世界史变成近代西欧各国制度的历史。在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的19世纪,世界史编纂进入了西欧中心论时代,在理论上系统阐述西欧中心论的人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系统阐述了西欧中心论。后来,世界历史编纂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又演化为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西方人对进步的信念和西欧中心论受到了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更是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传统三分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多数历史学家将全球化互联的起点定在16世纪早期。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发现”、殖民主义的开端和由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贸易互联,意味着一个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首先是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沃勒斯坦认为,欧洲式世界经济的扩张发生在16世纪。但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他也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世界”作为地球的整体性才被认识。世界上的各大洲也是首次互相联系起来。

全球史兴起后,一些史学家从全球视野出发,对世界历史进行了新的分期。杰里·H. 本特利认为,研究世界上的人们参与跨越单个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的情况也许有益于全球历史分期的尝试。因为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包括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战争和远程贸易等。主要由于推动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边界的跨文化互动的动力不同,形成了世界历史的六个时期:早期复杂社会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公元1000-1500年)以及现代时期(公元1500年至今)。本特利指出,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可以更好地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法,这种分期法以特定强势群体的经历来构建世界史。这样,通过关注跨文化互动的进程,历史学家们也许更乐于区分反映众多民族发展经历的传承和转变模式,而不是把源自某一强势群体的经历的历史分期强加给所有民族。但他也提醒注意以下两点忠告:第一,以跨文化互动为依据的分期不能妄称完全涵盖了古往今来的整个世界。只是在16世纪以后,跨文化互动才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全球分期的基础。第二,全球历史分期并不是历史分析中唯一有用或合适的框架。他注意到单个社会的内部发展对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的直接影响以及不同的人群参与大范围历史进程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全球历史分期通常是大致描绘历史的发展而非予以准确定位,以便为各地历史的细致差别留下波动的空间[3]。

其解释是这样的:首先,对美洲的征服是一种征兆,预示着欧洲的扩张将会改变接下来几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都崛起于美洲,拉丁美洲的财富资助了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以及葡萄牙在亚洲的霸权,而英帝国则率先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了殖民根据地。

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认为:“理解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撰写全球史所用的方法的多样性,可能与试图理解历史学本身一样复杂。全球史从社会科学中借用了分析的概念和哲学的方法,而有时候,这些概念和方法得到提炼并再度反馈给社会科学。大多数研究全球史的方法中包含了自我批评的种子,有时甚至是自我否定;其结果是,全球史学家的大量作品都是关于方法和概念的作品。”[7]在她看来,“全球史”仍是一项新兴的事业,有一套明显不同的假设和问题。全球史编纂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故事?在柯娇燕看来,研究历史的语言和叙述仍受到语法、词汇和单向度时间感的限制,将形式与内容匹配起来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此,全球史学家一直是在悬而未决的状态中工作的。她介绍了对全球史进行界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且以大致的年代顺序编排它们,把它们整合在极为概括的范畴之下:分流、合流、传染和体系。

其次,新大陆的“发现”开始超越了权力政治的影响,为欧洲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思想史上的视野开拓,并在18世纪晚期随着詹姆斯·库克和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太平洋新航路的开辟而达到高潮。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人类现代科学起源的诸多范畴,在体系上被视作一种持续的全球性互联的背景,并且被理解成是欧洲知识库对“世界”的吞并。自西班牙对南美洲的征服以来,人们就开始讨论当地的居民是否与征服者是同一类人。从那时起,对有关“人类”的特征及其能力和权利的追问就开始被提上议程。这同样也适用于民权和胡果·格劳秀斯以来世界国际秩序的完善,也适用于经由伟大的发现之旅而获得的对地球人种学和地理学的理解,或者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以及一个以进步为导向的政权的建立。欧洲的扩张意味着一种认知上的挑战,这引起了知识和学科设置的重组。

杰里·H. 本特利深入研究了全球史的理论化(Theorizing the Global Past)问题。他注意到,大多数专业历史学家更愿意进行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分析,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建立在关于世界及其发展动力的理论、哲学或者意识形态等各种假定的基础上的。世界史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有必要明确提出自己的前提假设。近年来,历史社会学家在为世界史建构理论框架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本特利认为,当前有关世界史的论争中有四种理论学派(Four Theoretical Schools)最为引人注目:第一种是现代化研究方法(The Modernization Approach),这个理论学派从马克斯·韦伯的比较社会学衍生而来。韦伯试图通过对欧洲与其他社会的比较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欧洲的特性,其影响在现代化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历史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种是受马克思影响的世界体系分析方法(The Form of World System Analysis),认为欧洲取得统治地位主要因为帝国主义和对其他社会的剥削。第三种理论研究方法注意到前两种方法的欧洲中心论特征,认为欧洲经济发展及其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是发展机遇带来的结果。第四种理论方法的特征是在试图说明世界历史大范围进程是从地理、生态和环境分析中而不是政治经济学中汲取灵感。在本特利看来,前两个学派的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后两种学派只是最近刚刚兴起的,但似乎准备对未来的历史研究施加重大的影响①。

最后,将美洲纳入贸易网络也有其经济后果。丹尼斯·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已经指出,拉丁美洲白银的流通首次让世界市场的形成成为可能。西班牙于1545年开始在玻利维亚高地的波托西开采世界上最大的银矿,白银随着欧洲的贸易网络流向亚洲。同时它也有助于三角贸易,将非洲的奴隶带到了美洲。1571年马尼拉的建立,首次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的明朝,跟新大陆联系起来。此后,马尼拉帆船直接将白银通过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运到东南亚,供应给那里由中国主导的贸易圈。在丹尼斯·弗林和阿图罗·吉拉尔德斯看来,世界市场在16世纪的诞生,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不是欧洲扩张的结果,而更多的是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体现。

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围绕全球史概念展开交流。但董欣洁注意到杜克大学跨文化与中国史专业的学者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2011年出版的《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在梳理全球史方面所做的新的学术尝试,并在《变动中的全球史及其多样性——读〈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一文中对该书有非常深入的述评。萨克森迈尔认为,历史学家仍局限在有关全球史的任务、责任和潜力上,并主要在民族的和地区的学术机构内展开争论,他则试图通过提供一系列关于历史学实践的内在层次、知识社会学、全球和地方趋势的新观点来纠正这种不平衡。作者还选取了美国、德国和中国作为主要个案,阐述了通往全球史的不同道路的特征,并认为历史编纂学中这种新的全球趋势,需要跨国对话、合作和交流的相应增长来支持[8]。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16世纪都是世界整合的一个起点,是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开端。然而我们必须要对这一转折点进行相对化。对于克里米亚岛、伊朗或者朝鲜的不少人,美洲还是很遥远的,即便不是完全陌生—肯定比蒙古帝国更遥远,后者对其日常有深刻的影响。欧洲的扩张本身是丰富的扩张进程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推进而引起的。从多个角度看,美洲被纳入更大的网络使得更多新的互联成为可能,只是没有对其产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贝利在“古代全球化”形式的语境中提到—他指明了扩张型部落王朝、流散民族的贸易和商队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其参与者对16世纪以来全球性整合的形式仍然产生着影响。地球的整体性发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进程,其动力由诸多的行为体共同决定。

三、全球史与教育史研究

另一个可能的历史转折是19世纪。全球史的研究越来越将一个贯穿于漫长的19世纪的进程放置于中心来考察:来源于18世纪的互联世界,在地区性动力中对多数社会仍然具有首要意义的是一种全球性的功能互联。当然早在18世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彼此交流了。通过奴隶制、跨大洲的贸易、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欧洲在亚洲的支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运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独立自主的发展不再存在了。但是这一深刻的互联并没有改变一个现象,即直到19世纪,本土和区域性格局仍然处于中心位置。19世纪以后,世界的整合和全球性的同步才真正到来。

全球史作为一种史学流派或历史学新学科的发展对教育史研究有多重启示,包括普世价值观、历史观、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诸多方面。首先是全球史的普世价值取向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全人类的命运的思考,二是把世界史当作和平教育的理念。第一个方面,全球史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与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密切相关,又涉及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在文化认同上,一种被全世界人普遍认可的进步是技术进步,这成了现代化或全球化的基础。加速进行的全球化是否以跨国公司和跨国组织取代了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全球文化是否销蚀了地方文化和传统?对于研究教育史的学者而言,是否还要继续研究民族国家教育史?或在拼凑民族国家教育史的基础上编写世界教育史或全球教育史,还是运用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在世界历史上的互动,并将与外来者的交往视为社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第二个方面,“认识他人”是当今国际教育哲学家推行的理念,他们主张把世界史当作和平教育的手段。编写一部关于人类教育互动的世界教育史教科书,无疑可以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教育的目的。在世界教育史上,正如皮亚杰早已指出的那样,夸美纽斯被西方学界公认为国际教育哲学的起源和先驱。在上述语境下,我们有创造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的可能性,即讲授一种非政治的世界教育史。

这一叙事的理路是:即便在18世纪,世界仍然是一个区域性的世界。这些地区不仅仅是由宗教和世界观构成的不同文明,更多的是涉及复杂的互动领域,它们立足于贸易网络和移民潮以及文化一致性。这一区域性的世界通过多重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出现了一种系统性交叉和社会的全球性整合。这意味着什么?互联与整合之间应该如何区分?这一转型在核心上是通过现代世界的“两种互相依赖的宏观进程”的交叠而实现的,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谓的: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和传播,以及一种市场和资本积累的世界体系的建立。19世纪经历了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形式,以及民族主义作为政治话语的出现,尽管一些大的帝国—例如俄国、哈布斯堡、中国,直到20世纪仍然深陷在自我之中。与此平行的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出现了一种市场的整合。它是通过该时代的信息和交通技术革命实现的,以价格和工资的趋同、共同劳动力市场的萌芽和跨境资本投资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由亚当·斯密所谓的“无形的手”来推动,从许多的叙述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点,而且同时由帝国主义权力这一只或多或少“有形的拳头”来推动:强制劳动、契约劳力、市场的暴力“开放”以及帝国主义的财政管控,例如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19世纪晚期的帝国主义是一种推动力,让查尔斯·蒂利所谓的“基础进程”充满了活力,并强化了它的不均等性。

全球史流派的历史观对教育史研究是有启发的。长久以来,史家对史学理论问题缺乏兴趣,史学著作保持着浓厚的实用和文学气息。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学科迄今没能在微观研究和宏观概括这两大对立的要求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我们要搞清我们学科的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我们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不幸的是,历史学家如此全神贯注于微观研究,往往忽视了构建大的历史图景的工作。事实上,很多历史学家存心忽视宏观概括的工作,相信当事实积累到足够多的时候,它们自己就会讲话,但却忘记了只有我们才可以给‘事实’以声音。历史研究的这种片面方法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拥有大量信息但研究领域零碎、狭隘的学科。”②因此,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有必要从全球史视角重新思考教育史研究,这将有助于恢复在微观教育史研究和宏观教育史概括两者之间的平衡。

毫无疑问,正如对所有系统性整合所强调的那样,这一进程是不均匀的。这也完全适用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共同体内部。各国家和地区吸纳进入全球秩序的程度各不相同,时间也不相同。沿海城市往往较早地被吸纳进世界经济,然后为这一市场进行生产。那里产生了一个本土资本主义的阶层,但也发展出了自由职业。自由职业的代表随即要求对社会进行改革。而在许多国家,由于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世界经济的存在也不易被觉察到。卷入到一个全球秩序中,并不是一下就发生的,而是有各种不同的动力。

我们还可以从全球史流派的研究对象的视角推进我们的教育史研究。如前所述,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术语有多重含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语境下对“全球史”或“世界史”理解的文化差异。夏继果指出,如果说在欧美世界“全球史”与“世界史”区别不大,与中国既已存在的“世界史”就差别甚大了。中国的世界史从鸦片战争以后就把中国史排除在外,一切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历史都可以叫“世界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学科分类中,“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从教育史研究方面来看,西方经典的教育史作都是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不包括中国教育史。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史研究传统一直将“中国教育史”和“西洋教育史”或“外国教育史”截然分开。虽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惯性所致,但显然已经不符合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历史观。再从教育史研究的主题来看,我们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专注于民族国家尤其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教育史,而当今的全球历史分析已消除了历史仅属于民族国家等的观念,进而关注跨民族、政治、地域和文化等界限的许多大范围的文化互动进程。在教育史观和研究对象方面,我们显然应该作出适当的反映。第一,我们应该尝试编写一本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教育史》,概述全部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二,按照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思路,关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文化教育等多重领域的“大范围的互动研究”。

人们必须时刻考虑到这种不对称性。即便如此,这一解读的代表人物仍然试图证明,直到19世纪末,如果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地球才开始作为一个整合的体系出现,各区域不再由不同的逻辑分割彼此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价格跨越政治和地理边界而趋于一致。鼓吹改革的社会精英,不能再仅靠参考本土和地区性的先例来搞了。依据宗教传统的人,参考的完全是一个社会分化的世界中全球性流通的“宗教”概念。不以文明和发展的全球性话语为导向的社会构想,不会再引起共鸣,不管是同意还是反对。阿里夫·德里克用另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一进程:“欧洲中心主义实践的普世化,仅仅意味着许多社会从它们与欧洲接触之前的历史发展车道中转移到新的发展车道中去。但伴随而来的不一定就是整齐划一。欧洲中心主义的普世化带来了新的有关历史的探讨,一直持续至今。它意味着,这些冲突在不断地上演。冲突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是由欧美权力推动的形式构成的。”世界各地卷入全球性同步的时间节点和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完成了这一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引发了世界性的疆域重组。

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分期的观点重新思考西方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也是有意义的。教育史编纂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历史分期。对进步的信念和直线进步史观是西方教育史编纂的主导思想。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以来,“三分法”就成为西方史学界历史分期的主流。在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也将世界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这在中西方都是约定俗成的。但很多全球史学者试图按照整体史和互动史的理念,从根本上打破上述传统的历史分期,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大范围的互动”的故事,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接触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领域实现的互动。这种思路是否可以为教育史研究所借鉴值得思考。从古至今,跨文化互动的确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将跨文化互动作为分期的标准,可以使我们的教育史研究更好地摆脱种族中心论的分期法,这种分期法以特定强势群体的经历来构建世界史。通过关注跨文化互动的进程,历史学家们也许更乐于区分反映众多民族发展经历的传承和转变模式,而不是把源自某一强势群体的经历的历史分期强加给所有民族。但我们不应用跨文化互动为依据的分期去完全涵盖古往今来的整个世界教育史。按照前述本特利的想法,只是在16世纪以后,跨文化互动才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全球分期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全球历史分期也不是教育史分析中唯一有用或合适的框架。民族国家教育史仍应是我们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我们的视野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应当更加宽广,关注某个民族国家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教育互动研究,进一步推进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研究。

这种全球整合的形式在1900年代是否就已经达到了全球化的状态?这是分期问题的最后一个侧面。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而言,无疑有基础设施方面的先决条件,首先就是基于因特网的交际。但是否可以从消息传播的又一次加速度,就得出一种根本性的新世界秩序的结论?像大卫·赫尔德这样的政治学者就是这样做的,他还强调当今与早期的全球性互联进程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学说基于两点:一是经济,全球性物质生产、跨境贸易和跨国资本投资都没有达到当下的规模;二是政治,当下的全球化伴随着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腐蚀。

全球史视角还将有助于我们推进全球教育史学史的研究。美国学者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和王晴佳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发。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两点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一方面,应关注教育史学史研究如何打破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格局。在19世纪历史研究专业化进程中,历史学经历了从普世史向以国家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的转变,把民族国家视为文明和进步的动力。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写作世界史的尝试,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和阿诺德·J. 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历史研究》。这些著作的中心内容是各种文明之间的比较,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个文明。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世界史的复兴,并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加强。对跨文化交流和传播进行研究的早期重要代表作是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以后,世界史的写作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沿着传统的方法,关注文明、国家和社会的历史。一些社会科学家像现代化理论家一样,把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发展看作理解现代世界的核心所在。第二种方向是以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对经济和政治因素兴趣不大,其研究也不是直接从欧洲中心出发,更乐于把更早的年代的历史囊括进来。新近的发展道路被称为“科学文化”道路,使用新的非档案史料和进化生物学、环境科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化学以及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等领域的方法。对于世界史来说,第二条道路前景更加可观[9]。我们可以参考国际历史学发展的上述两条道路来思考研究世界教育史的路径。另一方面,加强中国教育史在世界教育史中的地位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教育史出发来重构以往具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世界教育史。当今,将中国教育置于世界教育史之中,以更广阔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教育和从中国教育史来反思世界教育史,成为理解中国教育史与世界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纬度。将中国教育史纳入世界教育史有助于反思世界教育史研究中的惯常概念和方法。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的讨论是有启发意义的[10]。我们可以将中国史学重视道德评价的传统吸收进去;中国教育史表明了早期近代世界教育的多样性,有助于了解近代早期教育变革的模式;应重视中国教育史在世界教育史和历史编纂中的作用及价值;探讨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联系与互动;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史学者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推进中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会带来深刻而持久历史影响的文化教育的碰撞和交流,强调其在文化教育传统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不同文化教育传统的人之间的有意识的文化教育借鉴或互惠性文化教育交流。

关于时代分期的以上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对全球化的历史学研究表明,经济上的关联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了,到20世纪晚期又再一次普遍性地达到此高峰。1913年之前全球性社会生产的贸易额或者在境外资本主义投资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以后的数额和规模了。还有一种观点也失去了说服力,即认为今天的全球化进程使得民族国家稀释为一种历史行为体。民族国家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机构,在经济生活中也是如此,例如作为财产的保障者和经济政策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相对立的两个进程的观点,即便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也是靠不住的。实际上今天我们视作常态的民族国家,正是在互联进程中兴起的,并不会随之受到侵蚀。

注释:

围绕分期问题的辩论和争议只能提供相关线索,但不能给出一个有关历史转折的死板序列。全球化的历史不应该是关于世界广泛深化的一种线性叙述。网络化和整合的高级阶段,大约在18世纪或者1900年代,总是被疏远和断裂的阶段所阻断。经济关联的进程可能伴随着政治上的隔断,文化上的开放与政治— 经济的交换阶段也不总是同步而行。总的来说,跨境的交流进程不仅有助于世界的均质化和同一化的建立,而且也带来了碎片化和新的异化—民族、种族、人种、边界、边境管控、人口普查和旅行护照。全球化的历史书写必然要面对这样一种险境,即全球化仅仅是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变体而出现,其中“传统”被“孤立”所替代,“现代”被“联系”所替代。

①Jerry H. Bentley. The New World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nkwell,

这一考虑为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基本问题:全球化作为一种视角。既然全球化的进程意味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全球化的视角又是如何的呢?换句话说,观察世界的视角该如何区分彼此?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合的竞技场,是所有全球化理论的规范。所以对罗兰·罗伯森而言,现实中可观测的网络化和对网络化的感知,都是它定义的一个决定性方面。

  1. 397-400. 夏继果,[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9-52。

历史学家把全球性意识的谱系追溯到16世纪。塞尔日· 格鲁津斯基指出,一种全球性的想象早在西班牙— 葡萄牙帝国背景中就已经兴起,并带来了一种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学。他提到“伊比利亚的全球化”,不仅局限于政治或者经济层面,也包括一种全球意识,这可以从以下显现中觉察到:在日本“南蛮画”中有对来自欧洲的“南方野蛮人”的称谓,在墨西哥用那瓦特语书写的法王亨利四世的编年史,在新西班牙由一位德国流放者撰写的奥斯曼帝国史。

②大卫·克里斯蒂安:《为“大历史”辩护》,见夏继果、[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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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在19世纪全球整合的背景中发展出了一种全球意识,早就预卜了一种时空受到压缩的地形,影响了一个世纪以后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电报时代的传媒革命带来了一种同步化的印象。桑福德·弗莱明在1884年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提出:“我们生存的条件不再是以前的了。科学在移动媒介与思想和语言的迅速传播方面的应用,将空间普遍地压缩了,并且消除了距离。整个世界将会毗邻彼此,并且关系会变得更密切。”

[2]刘新成.在互动中建构世界历史[N].光明日报,2009-02-17.

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当下全球化的形式伴随着一种对差异的理解上的根本性变化。在19世纪,当时还是以“世界政治”和“文明”为名的全球化,在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条件下,把欧洲— 美国规范的传播设为前提。在这一范式中,文化差异会被等级化和时间化:世界的互联被视为一种全面现代化和逐步均质化的一部分。在阿里夫·德里克看来,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变化:文化差异不再显得落后,而是被理解成不同于欧洲中心主义或普世主义概念的另一种选项。现在,全球化和文化自主性的坚持并行不悖。甚至可以说,全球性整合的增长强化和制造了文化特殊性。21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历了一种“空间的转向”,不再是一种在发展阶段论意义上对差异的“时间化”。 文化上保留差异和文化上彼此竞争的两种现代化方案,现在被认为是可以并存的了,正如在后殖民研究和多元现代性理论传播中所表现的一样。

[3]夏继果,[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关于这个辩论还有最后一点补充,分期的讨论有一个启发性的功能,而且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更新。对世界历史进行分期的工作不会结束,在将来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它是课堂上的基础知识。至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否会长久地发挥作用,还是一个问题。这首先取决于“全球化”能否成为一个对当下有针对性的分析性概念,其次还要看这个概念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否有用。这充分说明了,如果想坚持某一种世界历史分期的话,更专门和对历史学语境更敏锐的概念会更合适。

[4]施诚.全球史研究主题评介[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23-128.

[5]Gabrielle M. Spiegel.. Historical Thought in Medieval Europe.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Oxford: Blankwell, 2002.

[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M].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7][美]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M].刘文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董欣洁.变动中的全球史及其多样性——读《全球史的全球观点: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40.

[9][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邢科.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综述[J].史学理论研究,2012, : 15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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