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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苏联杰出的教育家克鲁普斯

克鲁普斯卡娅(1869年2月26日~1939年2月27日)全名叫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уская),女,苏联杰出的教育家,无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夫人和亲密战友。她一生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科学,并担任苏维埃教育领导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苏联国母”以及“苏联第一夫人”1939年2月27日因病辞世,享年70岁。

逝世原因

王文东,中央民族大学 党委宣传部,北京 100081 苏联的兴衰成败既给世人留下了有益的启示,也提供了值得深思的教训。苏联道德教育的经验可总结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重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重视综合的道德教育。其教训可归结为脱离正确方向、脱离社会实际和脱离道德传统。 苏联/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07-0105-05 苏联的演变是当代国际共运史上的世纪性悲剧。1991年12月25日随着代表苏联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从此成为了历史。苏联兴衰成败史所提供的启示和教训,比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所提供的启示和教训要丰富千百倍。邓小平曾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综观苏联道德教育的历史,其经验和教训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一、苏联道德教育的经验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旧式大学进行了改造。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使革命前只有高等学校105所(贵族官吏子弟占36%,宗教界的占10.3%)、[2]东正教思想占主导的俄国教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不仅大学数量成倍增加、劳动人民子弟成为受教育的主体,而且教育主导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成为道德教育的主旋律。 1.重视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充分认识道德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就明确提出,各类学校都必须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苏联各级各类学校最主要的职能。 在列宁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大体上按照列宁阐述的有关共产主义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原则来实施道德教育,并形成了鲜明特色:第一,坚持道德教育工作的核心是思想政治建设,主线是理想信念教育;第二,在思想建设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注重民族团结、国家观教育和无神论的宗教观教育;第三,在文化建设上始终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强调人文教育、艺术教育、心理素质教育对学生的理想、信念的建立的积极作用。这些方面无疑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苏维埃社会主义人才的培养。 2.重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坚持理论与时势、实践相结合。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前半期,苏联强调苏维埃爱国主义及其与过去进步的爱国主义传统的联系、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培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英勇精神等。学校把道德理论与时势、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思想道德教育问题不仅在高校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苏联人的一般社会生活中也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他们都把思想道德教育当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论述,强调道德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造就共产主义新人,即“全面发展”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先后有1 000多万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抗击法西斯侵略和保卫祖国的战斗中英勇献身,他们为建设和发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 苏联高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贯穿在劳动观教育、民族观教育、革命观教育及人民群众的英雄观教育之中,内容涵盖宽广,途径方法多样。例如在劳动观教育中,苏联全国大学都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劳动态度,体现出与当时西方国家教育截然不同的两个倾向:第一,高等教育各专业建设与各生产部门、生产领域直接相关。第二,高等教育的主体以生产者为对象。[3]教育家施斯金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共产主义道德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首先是以他的劳动态度来检验的,……劳动是社会和国家的重要事业,是爱国主义职责和全民事业的一部分。”[4]劳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总过程的一个部分,它是智育和德育的统一过程。 道德教育是苏联高校教育总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是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环节而展开的:一是组织系统的伦理教育以克服日常生活交往中自发掌握的片面的道德规范;二是在集体中建立健康的道德氛围,谴责一切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三是利用正面的榜样,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典范;四是对人作个别工作,运用专门教育方法使受教育者形成社会主义道德品质。 3.重视综合的道德教育,坚持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苏联学者曾把道德教育定义为“以确立共产主义道德并与反对共产主义道德的事物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为宗旨的、意识形态的、党的组织工作的、社会的及行政的诸措施的综合过程”。[5]综合教育要求把道德教育与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结合起来,学校力量与舆论力量结合起来,教育工作形式、手段与方法结合起来,因此在道德教育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1979年,苏共中央通过的《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和提高专家培养工作的质量》中提出:“高等学校的主要力量应该集中在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上,集中在加强同生产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联系上。”[6]苏联于1981年通过的两个文件系统地总结了综合道德教育的思想。一是《高等学校学生社会政治实习示范条例》提出“社会政治实习”,该条例规定:大学生的社会政治实习是培养未来专家工作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有助于每个大学生获得在集体中开展组织、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其基本原则是培养大学生在集体中从事社会政治工作时应理论联系实际,在整个学习期间的社会政治实习应注意各年级之间的连贯性,应考虑大学生的个人才能、兴趣和爱好,社会政治实习在各年级学生中的任务要求应当有所区别,应与大学生的专业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实际条件联系起来。二是《高等学校学生共产主义教育示范综合计划》中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的成就直接取决于它们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密切配合。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在个人的思想意识、精神面貌与行为中确立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理想以及积极而又鲜明的立场,确立毫不妥协地对待各种资产阶级道德表现的态度以及自觉地对待社会义务的态度,使言行一致成为行为准则。该计划详细规定了各年级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道德教育、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育任务、教育工作的形式、方法活动举例和具体执行单位。例如,在“道德教育”一栏下,一年级“教育工作的主要方面和基本任务”有三项内容,即“完善道德知识体系”、“在班级和年级内确立集体主义关系”、“坚持学生品行中的共产主义道德规范”,[6]各项内容都有教育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活动举例。 上述两个文件集中体现了综合道德教育的基本精神,体现了综合道德教育的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性和教育各个方面的统一;第二,坚持专业教学和思想教育的统一;第三,坚持学校、家庭、社会机关、校外机构和党组织在解决思想、道德、劳动教育和美育、体育等任务中的相互联系和协调统一;第四,坚持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相互协调联系。这些原则的具体实践,使得苏联高校道德教育为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献策,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苏联道德教育的教训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联道德观教育基本上是值得肯定的,斯大林以后逐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以辩证的观点分析,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苏联道德教育不断受到“左”倾或右倾思想的影响,其教训是深刻的。 1.脱离正确方向。在苏联的发展过程中,党内存在着一些领导人或教育部门负责人,他们思想摇摆,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干扰了道德教育的正确方向。如1929年前曾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及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的卢那察尔斯基,提出著名的“社会主义宗教论”。他认为,“马克思光辉地继承了把人类学提高到神学水平的事业,也就是说,最终地帮助人的自我意识成为人的宗教”,① 而在人类的天性中也恰恰存在着宗教情感,而这种宗教天性实际上可以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达成一致,[7]所以应当把没有神性的基督视为一个革命领袖和第一个共产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曾在苏共中央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柯伦泰和布哈林等人,曾一度提出过道德虚无主义的观点。柯伦泰曾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共福利人民委员、莫斯科大学等学府的教授,她曾提出性道德中的“杯水理论”,即认为革命后理想的新女性和异性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阶段,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要满足性欲和恋爱的要求就象喝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② 这一理论曾经使得部分青年人发狂,引起性道德的混乱。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布哈林曾认为:“在无产阶级那里,‘伦理学’逐渐变成共产主义所需要的简明易懂的技术性行为准则,因此,实质上不再成其为伦理学。”③ 当时这句话曾被作为“左”的道德虚无主义的典型进行了批判。 列宁生前曾对这些观点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极大地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的工作,保证了非常时期高校道德教育的正确方向,也促使错误观点归于消沉。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总体上坚持了正确的原则,他提出:苏联共产主义教育应始终围绕着培养无产阶级新人而展开,尤其是要在青年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坚决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各高校积极贯彻这一指示,也曾用很严峻的手段来和错误思想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个时期也存在过激、强硬和片面的倾向。斯大林以后,苏联领导人针对斯大林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例如,赫鲁晓夫将空谈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冒进理论作为思想理论教育的重点,使思想理论教育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其致命的错误在于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表面现象当作实质。这种做法不但没有真正触及以前的弊病,反而逐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80年代执政的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出类似于欧洲伦理社会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只关心物质、经济,不关心民主、人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把人作为目的本身的“先验的”道德理想,作为信仰的对象存在于彼岸世界。由此引起了苏联高校师生的思想混乱,道德教育迷失了方向。列宁格勒大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在《苏俄报》(1988年3月13日)发表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对当局的公开性、民主化、历史反思等问题提出了怀疑和批评,认为苏共中央的许多做法是在放弃原则。此文发表后,戈尔巴乔夫立即予以打压,最后升级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批判。80年代末,苏联高校已实行了道德教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推崇道德的全人类性而否认社会主义学校道德教育的阶级性,原来的马列主义政治课改称人文及社会科学课。 2.脱离社会实际。道德教育服从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原则、内容、途径的总要求。这是列宁时代结合实际,从经济文化落后的现实出发所确立的道德教育原则。斯大林执政后,基本上坚持了这个原则,但存在片面性、脱离实际的错误。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高校道德教育不断脱离实际。 一是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苏共党内长期盛行“左”的思想,以维护列宁为名,泛化甚至神化列宁主义,大搞领袖崇拜,实行严格的思想文化控制制度,大树学术权威。深受此影响,教育者不注意研究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道德教育偏重理想,内容空洞。如勃列日涅夫时期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把“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描绘得几乎是白璧无瑕,而对现实困难和问题则尽力掩饰;对一些西方强国在经济、科技、政治等方面出现的某些发展和取得的成就不作客观研究和分析,由此使道德教育缺乏说服力,不仅没有加强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反而造成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甚至引起了逆反心理。苏联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宣布要在五年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错误地超阶段地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道德教育严重脱离了苏联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实际和青年学生身心发展需要及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规律。为纠正这种片面性,苏联开始了改革,但由于路子不对,仍然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架,致使片面性进一步发展。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实行全面改革,强调社会主义的普遍“民主性”、“人道性”,要求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与社会结构、经济成分、社会利益多元化相适应,要求废除过去意识形态化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使各种思想、理论和意见都可自由存在、自由传播,这同样与年轻人的身心发展需要及品德的形成发展规律相脱节。这在广大师生中多次掀起继赫鲁晓夫之后批判斯大林的高潮,传统的道德观成了彻底抛弃的对象,不少青年人由此陷入迷茫。1986年10月1日,全苏高校召开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改革”成为思想理论教育的中心议题。苏联高校道德教育一度打破了教条主义,表面上呈现出一定的活力,但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二是方法极端,脱离现实。上述20世纪80年代青年的迷茫就是这种做法的恶果。“六十年代人”既包括20世纪50—60年代的青年人,也包括战时上过前线、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有着明快饱满的情绪,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渴望进行不断的改革。学生的这种思变情绪、改革情绪并没有得到学校适时的引导,当局害怕触动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制造了一连串的冤假错案。勃列日涅夫时期,学校出现所谓“夜间人”现象,即在高校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师和一些学生,对现实不满,但又不敢或不愿公开表现出来,更不敢对抗,因而在生活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在白天的公众场合,注意与权威保持一致;在夜间的私人场合,阅读地下出版物,与亲友针砭时政,嘲讽和抨击权贵,发泄心中的不满。这类被称作“夜间人”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不在少数。另外,在具体教学方法上,计划过于死板,忽视学生个性等;在校风和学风方面,存在依靠至亲好友骗取学位学衔,论文答辩形式化、走过场等问题,[2]这些无疑都加重了道德教育实施过程中指导思想与实际的脱离。 3.脱离道德传统。在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包括18、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俄罗斯东正教道德、苏维埃革命道德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化成果等在内的道德传统,长期以来在苏联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列宁一贯主张对人类文化遗产包括道德遗产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吸收和改造其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针对东正教道德,列宁提出要逐步地改造,加强广泛的科学教育、无神论教育,辩证地分析其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在实际中要注意避免伤害信教者的感情。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则否定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代表是1917年10月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该协会会员曾发展到40万人,拥有20余种刊物和数家出版社,领导人为波格丹诺夫、普列特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著名理论家、革命活动家。它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封闭组织内获得的在“文化组织上的成熟”。无产阶级文化组织的目的是在全盘否定过去的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制订“社会组织经验的新形式”,革命阶级只有“文化组织上成熟”后才能改造世界,在这种“成熟”之下谈不上道德教育。这个观点固然否定了封建的宗教道德传统和资本主义性质的道德传统中的没落因素,但也否定了其中包含的具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成分。该协会对苏联学校道德教育的影响达20多年之久,1932年才由俄共中央勒令解散。 斯大林时期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但是具有片面性,特别是在对待历史上资本主义创造的文化成果、东正教道德传统方面态度偏激、做法强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分强调社会主义道德与资本主义道德之间的对立,否定资本主义道德中的合理因素。20世纪四五十年代,柯尔巴诺夫斯基、吉西、包德烈夫、巴斯金、沙里亚等人陆续撰写或主编出版的道德教科书,大体上都是这样的思路。二是过分强调共产主义道德与宗教道德之间的对立,否定东正教道德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教育界颇具影响的《共产主义道德与宗教道德》(科洛尼茨基著,1952年版)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书正确阐明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内涵、原则及与宗教道德的本质不同,但却认为宗教“在事实上始终鼓励那些与道德或德性的概念毫不相容的行为”,认为一切宗教道德都对人类道德毫无贡献。当时的国情是,1917年前70%以上的帝俄民众信仰东正教。由于斗争形式紧迫,列宁曾经提出的正确原则没有得到完全实践。总的来说,“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在全苏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宗教宣传运动,以群众政治运动形式来进行反对宗教的斗争,……不惜采取将宗教问题政治化、用强制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宗教和教会等特殊方法。”[8]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有了缓和,苏联政府作出了《关于组织科学教育宣传》的决定,提出要深入开展科学的无神论教育。但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一度又掀起了“反宗教运动”,勃列日涅夫虽然做了修正,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长期流行的过“左”的思想伤害了众多神职人员和信仰者,东正教道德传统总体上被否定。许多宗教活动由此转入地下,改头换面,隐蔽传播,暗地渗透,成为影响和冲击道德教育的巨大潜在力量。 另一方面,苏共20大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导致了在教育中逐步冷漠、怀疑甚至否定革命民主主义道德传统和苏维埃革命道德传统的思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一度盛行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例如,针对十月革命,有人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国际环境和临时政府的无能而发动的一个阴谋”;由十月革命引起的国内战争是一场“骨肉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布尔什维克党应对人民群众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负责;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否则,俄国就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可能早已实现现代化并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了。[9]否定革命道德传统,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动摇了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 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把苏联社会变成自由的人的社会”,“并容纳人类最优秀的民主成果”,[10]以纠正社会主义的某种变形,其道德论的实质则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当时复归宗教传统的潮流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的呼应。广大青年学生在把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对比时发现自己的落后,自然产生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对资本主义的盲目崇信。这更加加剧了部分学生对革命道德传统的抵触和冷漠。对现实的失望使不少人变得消极悲观、玩世不恭,加上生活压力,经济危机、生活困难、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又影响到在校学生的积极上进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表明:一些学生盲目推崇西方价值观、迷恋堕落的生活方式、酗酒、吸毒,走上反抗政府和共产党的道路;大部分毕业生对自己专业不满,按要求参加思想教育课的寥寥无几;高校学生已婚者约占13%,他们除了学习负担而外,还有经济的负担,不少学生为了谋求家庭生计参加零工劳动,侵夺了他们的学习精力。[2] 上述可见,苏联高校德育演变悲剧的发生也不是偶然和突变的。观瞻当今国际发展大势和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析和研究苏联马克思主义道德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更加努力地加强和改善我国高校的道德教育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15页。 ② 列宁在和蔡特金的著名谈话中对“杯水主义”提出了批驳。列宁说:“你一定知道那著名的理论,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和爱情的需要,将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这种‘一杯水’主义已使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人发狂了,简直发狂了。这种理论是对许多青年的恶劫。……这个出名的‘一杯水’主义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社会的。”参见[德]蔡特金:《回忆列宁》,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③ 这是布哈林在批评康德伦理学时提出的,参见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282页。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王清华.苏联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5. [3]谢春满.苏联生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Z].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1942. [4]施斯金.共产主义道德概论[M].北京:三联书店,1957. [5][苏]В·Е·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上海外国语学院苏联研究所.苏联高等教育文件选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7]М.Ласковая Богоискательство.и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преж деИтеперь[M].Москва,1972. [8]刘荷婷.宗教因素在苏联解体中的隐性作用[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 [9][苏]帕·沃洛布耶夫.苏联史学家对十月革命史研究的新角度[J].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 [10]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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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疾病的诊断结果已经公布——肠血栓,因此又引起腹膜炎,但怀疑官方对死因说法的流言在国内慢慢传开。有的说,好像在克鲁普斯卡娅的生日那天,有人拿来了斯大林送的大蛋糕。尝了尝蛋糕后,她突然感到非常难受,有时剧痛得失去知觉。请来的医生吩咐将她转到克里姆林宫医院去,在那里她就因中毒去世。

责任编辑:紫一

人物经历

在《反对派简报》中登载了已被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对克鲁普斯卡娅死亡的反应:“我们并不想怪罪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没有决心同波拿巴主义的官僚制度公开断绝关系……责任感在极大程度上是克鲁普斯卡娅固有的品德。她有足够的胆量,但缺乏思想勇气。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为她——列宁的忠实伴侣、无可指责的革命家和最可悲的一位历史人物送行。”

1869年2月26日,克鲁普斯卡娅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彼得堡一个破产的贵族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原是个旧军官,因同情革命被革职,其母婚前曾任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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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时,父亲病逝。此后与母亲相依为命。

一些研究人员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推测,说克鲁普斯卡娅准备报复一,为此选择了计划于1939年3月10日开幕的苏共十八大作为讲台。据说被大规模镇压所激怒的克鲁普斯卡娅准备在会上发言,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据安·格·克拉夫琴科 (她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的亲密同事,早在革命前就认识她了)回忆,克鲁普斯卡娅很想出席代表大会并很想讲一讲斯大林制度对革命成果产生的致命影响。但是,有一次她忧郁地说,即便她去参加代表大会,她也不发言。“如果我无意中谈到了那些丑事,他们就会把我赶下台。因为有一次就是这样做的。”克鲁普斯卡娅说的是她在党的十六大上的发言。

上中学时,受一位乡村女教师的影响,对教师工作产生了兴趣,中学毕业后当过一个时期的家庭教师。

据某些人推断,正是惧怕在十八大会议上克鲁普斯卡娅可能作揭露性发言,斯大林才下达了除掉这位倔强的列宁遗孀的密令。

1889年,进入彼得堡女子高等专门学校学习。不久,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大量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

克鲁普斯卡娅也感到自己处境不安全。她被强迫搬出了高尔克村。虽然没有让她从克里姆林宫的住宅搬出去,但即使留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里,她也不像原来那样心里踏实。恐惧感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克里姆林宫也不例外。

1891-1896年,在彼得堡郊区的工人夜校当教师,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在此期间,列宁来到了圣彼得堡,她认识了列宁,并于1895年加入了列宁创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尼古拉二世政府逮捕,与列宁一同流放到西伯利亚米奴新斯克州的寿山村。从此成了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

当时阿尔汉格尔斯科耶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休养所,许多着名革命家都到那里度假。克鲁普斯卡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经常去那里,在老朋友中间她感到休息得很好。2月23日,星期六,她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里几乎忙碌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才回到家里。这是她的生命中最后一个工作日。

1907年,流放期满后,和列宁一起侨居国外。这时除了参加革命工作外,还考察了不少学校,研究了西方古典教育家的着作,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教育专着,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

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她过了一夜。从早晨开始,客人们就陆陆续续到来,他们已决定在休息日庆祝克鲁普斯卡娅生辰这富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人们坐下来吃早饭。祝福活动开始了,人们回忆往昔,开玩笑,笑声阵阵。克鲁普斯卡娅情绪很好……早饭后,大家去照相。毫无悲剧结局的预兆。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任副委员、委员职务。1921年,任成立的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的制订、编写工作和有关学校创建工作。

很快,从莫斯科来的客人都走了。近黄昏时,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感到不舒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由于疼痛很厉害她不时失去知觉。

1929年,担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她是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和委员、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原苏联第一位教育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

由于她是突然病倒的,所以就有了她是被害死的流言。除了关于有毒蛋糕的说法以外,还流传一种说法——斯大林送来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毒品实验室经过特殊加工的新鲜麝香草莓。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这两种说法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驳倒。

1939年2月26日,是克鲁普斯卡娅的生日。贺电和贺信源源不断地寄往克里姆林宫,而这时她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2月26日夜里,克鲁普斯卡娅的病情急剧恶化。2月27日早晨6时15分,克鲁普斯卡娅与世长辞,享年70岁。。2月28日,出版了带有致哀黑框的报纸。联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人民委员会向全国通告了克鲁普斯卡娅逝世的消息。

人物评价

她一生发表了许多有关教育的演说和着作,原苏联出版过其教育文集11卷,我国翻译出版了《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等文献。

克鲁普斯卡娅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她的教育活动是与她的革命活动、政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忠实地执行了革命导师列宁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并创造性地进行了工作: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目的,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一代,运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来改造当时的旧学校,变读书学校为劳动学校,这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是十分必要的,在反对旧学校闭门读书、呆读死记的陋习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另外,她系统阐述了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对综合技术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对学前教育、少先队教育、校外教育等重大问题都有论及,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教育思想

克鲁普斯卡娅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所做出的不朽贡献永载历史史册。

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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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普斯卡娅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学校,“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本能,具有有目的的、成熟的世界观,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又愉快的社会生活。”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她一再强调,不仅要把学校办成读书的学校,还必须办成劳动的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这是社会主义学校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能“改造整个社会”的新一代,而不是象资本主义教育那样,其“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能享乐和统治的人。”这是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的最根本区别。

集体主义教育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集体主义教育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她说:“资产阶级力图把儿童培养成个人主义者,……我们却努力把我国的儿童培养成集体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把“我”置于一切之上,他们与群众对立起来;而集体主义却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中,视自己为集体的一部分力量。

在谈到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与发展个性之间的关系时,她明确指出:“儿童的个性只有在集体当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全面的发展。集体不会消灭儿童的个性,但能影响教育的性质和教育的内容。”

关于集体主义教育的实施问题,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要求学校、团、队组织互相配合,一致对青少年实施集体主义教育,并提出了在幼儿园就开始实施集体主义教育等主张。

劳动和技术教育

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她详细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改造旧社会强有力的工具,而且也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她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少爷和游手好闲的人,学校应该教给儿童生活和劳动的本领。要让儿童从小参加一定的劳动,受系统的劳动教育,培养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最好是参加集体劳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在改造旧学校的过程中,致力于由读书学校向劳动学校的过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学校实施系统的劳动教育时,必须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及接受能力。1936年她提出了一个从一年级到十年级的劳动教育设想:一、二年级的劳动以游戏和自我服务为主;三、四年级的劳动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五至七年级的学生应进入实习工厂劳动;八至十年级的学生则与成人一起在工厂劳动,这就要求劳动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配合进行。

她指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是近代大工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教育过程中,要让青少年“了解整个生产技术状况”,研究“整个生产部门及其相互关系”。综合技术教育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一种什么特殊的教学科目,它应贯穿到各门课程中去,体现在物理、化学、自然课和社会科学概论课的材料选择上。它们相互之间应有联系,特别是这些课程要跟劳动教学联系起来。只有这种联系才能使劳动教学具有综合技术的性质。”她认为,综合技术教育不同于职业教育,它的重点是使学生“理解劳动过程,发展把理论和实际联系在一起的能力,发展理解一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能力”,而职业教育的重点只是“使学生获得一些劳动技巧”。

在她看来,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它不仅使学生了解现代技术原理,获得一定的劳动技能,而且将来这些人易于适应各部门的劳动,成为“生产部门真正的主人”,进而增进劳动效益,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论学前教育

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关注学前教育工作,将其视作国家的事业,视作国民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并进行了原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扩展学前教育机关网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幼儿园规程》《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等文件。

论少先队教育

她是原苏联少先队的组织者号召“通过少年先锋队组织活动,广泛地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从小立志:长大后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主张学校与少先队有分工,有配合,强调少先队工作要注意发展队员有主动性、创造性和独立性,鼓励所有男女儿童都应参加少先队组织,不得采取关门主义态度,不得把少先队变成少数儿童的特权机构。

论校外教育

她也是校外教育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她说:“校外工作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这种工作对正确地教育儿童很有帮助,它可以给儿童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此,应该“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儿童技术站,组织他们参观各个企业和电站”,“文化宫里应该辟一个工作室,让儿童在那里做他们想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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